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弗洛瑞莎路，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杨振平两次都到日内瓦与父亲和母亲见了面，当然也参与了父亲、母亲与哥哥的交谈，他后来在回忆中谈起了这些谈话的情形。他写道：“当时中国需要科学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作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终于父亲没能说服大哥。”
1964年春天，杨振宁终于决定加入美国国籍，这是他在十多年痛苦思考后作的痛苦决定。1982年，在加入美国国籍已经18年之后，杨振宁仍然心情沉重地写道：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64年底，杨振宁又一次到香港讲学，他写信到上海，希望和家人在香港团聚。这一次团聚，是真正的大团聚，不仅父母亲来了，而且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弟弟振汉和妹妹振玉也都到香港来了。这真是一次欢快的团聚。
我们也许会记得，那一年的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因此国际上政治气氛颇有几分紧张。在杨振宁他们住的百乐酒店房间隔壁，就住着两个英国的保安人员，说是保护杨振宁，实则是怕杨振宁回到中国。在家人团聚于香港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曾经多次打电话给杨振宁，说如果他的双亲和弟妹们要到美国去，领事馆可以立即为他们办理好一切手续，然而，杨振宁总是一口拒绝，并且吿诉他们：父母亲和弟妹们都要回上海去。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杨振宁随即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从10月份开始，杨武之的工资被复旦大学造反派冻结封存，不准领取，全家仅靠三弟振汉一个人在上海柴油机厂微薄的工资度日，其艰难可想而知。再加上老五振复生病住院，更使得一家生活“屋漏更遭连阴雨”。杨武之只好隔一个月或两三个月到外滩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支票，从杨振宁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存款中取出一些钱，帮助家中渡过难关。而杨振宁也只能通过父亲在支票上的签字，知道父亲仍然健在。
1970年国庆节，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天安门：毛泽东邀请着名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一起上天安门观看检阅。当时斯诺夫妇正在中国访问。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这位经历丰富的记者及其夫人在一起的照片。斯诺照片的说明文字是“美国友好人士”。在报纸第一版右上角毛泽东语录的专用长方形的方框里，是一条醒目的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后来，毛泽东与这位美国左翼记者在中南海共进早餐的时候对斯诺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此后，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接待美国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这些背后的运作，杨武之当然不十分清楚，但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消息，他仍然感到了一丝暖意。恰好这年夏天，杨振宁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杨武之居然收到了。信中杨振宁说他在12月将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希望父母和弟妹都来香港团聚，重温1964年那次美好的日子。那时中国国内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申办护照的困难非今日所能想象。最后虽然批准他们全家到香港去，但杨武之经过一番劳累，竟病倒进了医院，无法成行。最后是老三振汉与母亲到香港与杨振宁一起度过了春节，老二振平也从美国赶来一起欢聚。杨武之只好在上海由女儿振玉陪伴；后来杨武之在医院里病情好转，杨振宁得知后心中十分欣慰。更令杨振宁欣慰的是，他发现美国的政治气氛已经在发生变化，上台不久的尼克松总统已经开始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对中国隔离封锁的政策有了松动。杨武之和杨振宁心中都为这种可喜的变化感到欣慰，杨振宁更相信，不久他也许可以实现他的回国省亲梦了。
加入美国籍使杨振宁此后内心总有一份内疚和苦痛。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1996年杨振宁到我任职的华中科技大学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立即插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那意思分明是说，在获诺贝尔奖时他是中国人，这是他永远感到自豪的地方；同时他也殷切希望人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件事。当时在场的学生、教师立即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本来那次我想送一本我主编的《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给杨振宁，但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不敢送了，因为在附录“获奖者国籍统计”一栏中，我将杨振宁教授放到美国栏中了。
（摘自商务印书馆《杨振宁传》 作者：杨建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