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缺少看护，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究竟谁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低生育率不仅出现在大城市，也出现在中小城市与农村。孩子缺少人照顾，这在城市较为普遍，也比较好理解，但在农村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农村住房多不是问题，农村工作压力也不是很大，农业劳动特点决定了身在农村的父母对孩子照料问题并不突出（当然，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照料确实面临很多突出的问题），虽然农村教育问题较多，但不可否认，今天的农村教育条件与教育质量较以往好得多，但我们依然看到的是农村的生育率也低于更替水平，而且还在不断走低。
从纵向来看，目前中国百姓的居住、医疗与教育条件都处在历史最好水平，但生育率普遍处在低水平。如果说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面临工作、收入、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更大的压力，进而导致大城市年轻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低迷，可以理解。但现实是生活与工作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年轻人居住与生活在中小城市与农村，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很低。媒体与部分学者长期过度渲染与解读了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并夸大了这些表层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实际上，从古至今，哪一代人生活都不容易，相对而言，今天人们生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得多，只是出现了“民富身骄”甚至“民未富身已骄”现象，社会充斥着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思潮，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类吃苦耐劳精神逐渐远去，而娇生惯养、追求享乐与逃避责任随之而来。
《领导文萃》：如您前面所介绍和分析的那样，当前存在着“不敢生、不想生、不能生”等难题，那么，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否改变这种状况？
陈友华：我个人认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对促进中国低生育率回升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理由如下：
一是现在无论采取怎样宽松的生育政策以及实施如何积极的配套支持措施，低生育率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如果我们寄望于现在的所有努力能够促使生育率回升，希望可能多会落空。人类总是希冀未来的社会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在人口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事后发现并非如此。例如，人们在对未来人口发展进行预测时总是普遍假设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归，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逐渐下降至更替水平附近，而低生育率国家逐渐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这种美好愿望在联合国历次人口预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国人口规划中也多有体现。但我们事后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走势并没有像人口预测那样出现向更替水平回归的趋势，而是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低生育率水平上。
二是如今的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原因是现在受制于生育政策限制的出生人数很少，现时的低生育率是内生型的而不是外生型的，如果说20世纪生育政策对生育率还有很大影响力或者抑制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力很小，尤其是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后更是如此。因为现在想生育四孩或以上的人群极少，尽管现在实施的是三孩生育政策，但由于中央明文规定取消生育处罚措施，因而限制性生育政策事实上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当下实行的是名义上的三孩生育政策，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由”生育。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持续30年，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大城市的情况看，未来将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如果以千万级及以上人口规模考察，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而是中国的北京与上海，这些超大城市妇女生育率甚至下降至0.7以下。
三是中国人口负增长或将比预计的更早到来。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2021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千万，人口负增长最早2021年到来，最迟2025年到来。回顾近40年来的国家人口发展计划/规划，我们可以发现：一是预测的中国峰值人口数量越来越低，由最初的超过16亿，逐渐降低至16亿、15.5亿、15亿、14.5亿，现在估计在14.2亿左右就要开始掉头向下。二是预测抵达人口峰值的时间越来越提前，由最初的2050年后，逐渐提前至2050年、2045年、2040年、2035年、2030年，现在中国大概率在2021-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以往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存在严重的系统性偏差，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下降，80年代在略高于更替水平上徘徊波动，90年代初下降至更替水平后，并没有停滞下来，而是继续呈现出下降趋势，并早已达到超低水平，中国妇女生育率转变过程超乎学界与社会的预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0，而且这是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情况下出现的。由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得到的2000年与201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备受质疑，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202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0，对其可靠性的质疑之声大大减弱。人口一旦停止增长，并转入负增长，其负增长速度将不断加快。原因有二：第一，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低生育率无法改变，我们已经送走了想多生孩子的祖辈与父辈，当下活着的是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想少生孩子的我辈与子辈，迎来的将是更不想多生孩子的孙辈与曾孙辈。第二，未来30年内生育群体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无法改变，未来的育龄人群、特别是20-35岁育龄人群持续减少将是未来数十年内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低生育率与不断萎缩的育龄人群两者同方向叠加，未来出生人数持续减少是无法避免的。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持续30年，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大城市的情况看，未来将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如果以千万级及以上人口规模考察，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而是中国的北京与上海，这些超大城市妇女生育率甚至下降至0.7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