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列出一系列令她不舒服的细节：男孩约女孩出门吃饭，大多选在晚上十点以后，加上当地很多“未婚先孕”的案例，她总怀疑前者居心不轨；部分男同事结婚以后从来没在朋友圈公开过妻子的照片，却热衷于晒孩子；她的前一个追求者——同单位的男同事，单方面对她宣布自己的喜欢后，开始无穷尽的骚扰，美其名曰为“爱的表现”。
然而，这名追求者被明确拒绝后，不仅将她拉进了黑名单，还在三个月后火速“奉子成婚”。
林楠想反驳“县城女生单身是因为眼光高”的观点，“是这些男生太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要找个人结婚生子”。
曾余欢也说，她最早只想找一个尊重女性、思想匹配的伴侣，但无论是身边同事还是前男友们，都令这样的想法泡汤。
她工作后的第一任男友，是同事的亲弟弟。那时，曾余欢26岁，到了周围人嘴里“再不找对象就嫁不出去”的年龄，她内心也有些波澜，答应了那个她内心并不喜欢，但家庭条件尚好的男生。
双方接触的半年时间里，曾余欢打从心底感到痛苦，“连牵手，我的内心都在抵触”。她最终因为发现两人三观不合，选择不再忍耐。
一次，她与前男友讨论一个案子：一个农村女孩未婚先孕，男生跑了，女孩的妈妈把生下的孩子卖了，并理直气壮地说：“我没错呀，那总不能把他掐死吧？”
前男友却认为这很有理：“她说得没错啊，总不能掐死吧？”
曾余欢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认为双方存在智识的差异。
她后来还交往了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友，他喜欢健身，同是211毕业的体制内公务员。但因为“总催着我和他发生关系”，两人还是以分手告终。
分手一段时间后，在28岁的某一天，曾余欢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享有父母的宠爱，什么都不用害怕，“渐渐地有了自信，我可以配得上任何人。”
“女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没必要着急找，找不着就不找。”
后悔吗
已经结婚生子的李伟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变化。他在六年间经历过三次工作调动，每去一个新单位，都会有几位大龄剩女。
他将原因归咎为县城圈子窄，而且周围人达成了诡异的默契——“体制内和体制外几乎不通婚。”
林楠承认，体制内女性都偏好于找体制内的，“要正式编，不能是临时工”。原因是他们收入稳定，且进入体制前都通过了严格的体检，相当于做了一次大筛查。
在李伟眼中，女性的择偶相当现实，他总结，女孩找另一半有一套鄙视链——“女公务员或教师都优先选男公务员，不太喜欢男教师”。有些女性还会判断男性未来的仕途，来决定是否与其共度余生。
而男性相反，对象是公务员、医生或者老师都不重要，“主要看脸”，他表示。
教授欧阳静认为，自古以来，择偶梯度都作用于男女关系。“现在这样的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在以前，女生是农村人，想嫁到城里去，这才是标准高。”
“一个公务员嫁个公务员，条件是同等的。”而欧阳静调研发现，要想结束单身，很多女性只能选择“下嫁”，这亦是家境好、优秀的女性“剩”下的缘由——她们更难降低择偶标准。
如此窘境，似乎从女性选择回到小县城生活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她们在个人事业、经济条件上处在小城的高点，却找不到心意相通、思想匹配的伴侣。
她们不被理解。刘雪说，总会听到周围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她自己也不免感到焦虑：“年龄越来越大，担心生育困难。”她曾后悔回到家乡，“城市太小，有个芝麻大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流言蜚语止不住。”
林楠也后悔过，她说，当年报考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小镇与市区相隔不远，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她所在的体制内环境封闭，人际关系却十分复杂。
这份工作是她花了三年才考上的。第一次考试是大四毕业那年，后来在私企，她边工作边备考。直到2018年，她将备考目标由事业编和公务员调至考乡镇，才最终“上岸”。
乡镇工作直面一线基层，林楠什么事情都要参与。打疫苗负责发动、接送、宣传；刮台风，要走访、转移人员。大多数时候，林楠没有周末，她要下乡服务村民，把心思放在脱单的时间更少了。
但说起做公务员，她从未感到后悔。她担任驻村干部，加上补贴，月薪可达7000元左右，在海口已是上游水平。单位提供了几十元月租的公租房，因此她每月最大笔的开销是车贷。
经历了三年的乡镇体制内生活，林楠对婚姻不抱太多期待，暗自下了决心，“如果35岁没结婚，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见到朋友圈有人秀恩爱时，她只偶尔感到焦虑，但转念一想，“指不定在家一地鸡毛”——她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
曾余欢也决定，“宁愿一辈子单身，也不将就”，她不愿像周围能力突出的女性一样低下头颅，进入婚姻后堕入“丧偶式育儿”的深渊。于是，她很早为自己买好一套6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刚刚还完房贷，“等父母老了，可以跟着我过来。”
她最近在听《华夏巾帼志》，那首歌的副歌唱道：“我可执一人手偕老，亦可独一身以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