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9年我住在五月花公寓时发生的事。
一天，写作中心来了一位短期访问者（就是仅住上一两天的），他是一位希腊作家。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写作中心要放给大家看，这位原作者也跟来了。由于同是来自文明古国，我就邀他共进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此人其实刚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脸上长满棕色的络腮胡子。他握着我手的时候，连声说着：“孔夫子。”于是，出于礼貌我也报以：“苏格拉底。”接着，他又迸出“李白”两个字，我赶紧还了声“荷马”。
我知道的希腊诗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脑子里关于中国诗人的名单抖落得见了底。反正这番对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我还特别去当地的朝鲜铺子买了点东方小吃。我们边吃边聊。饭后饮白兰地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上衣贴身处掏出一张照片。他颤巍巍地指着照片中的女人，呜咽着告诉我：“她——我的艾玛，我亲爱的妻子，丢下我，独自到那个世界去了！”
他哭得那么惨，我一边安慰他，一边也有点儿怪这位艾玛太狠心。
我烧着咖啡，他继续叙述他同艾玛快活的日子。他满脸淌着泪水，捶着胸，问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会寻短见。他呢，就像个爱哭的娃娃，我越劝，他哭得越激动，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赶忙给他斟上一杯酒，他一饮而尽。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的时候，他又一次端详起艾玛的照片。这回，我探过头仔细看了看，花丛里探出的确实是一张秀丽的脸。
这顿饭我一直在听他为艾玛所颂的挽歌。他抹着泪告诉我：她既活泼，又会理家。他捶着饭桌，诅咒夺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场疾病。
他反复问我：“没有了艾玛，我还怎么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给他斟酒，并且劝他节哀，用作品来纪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对面那片灌木林里散步。打老远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着一对男女，时而叽叽喳喳地交谈，时而还似在拥吻。
唯恐惊动了这对情侣，我就折入林间小道，可那个男人的声音听来好熟悉。
待我从树叶隙缝里一瞥，原来正是头晚在我房里抱头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腊诗人，而同他一见如故的，仿佛是来自东欧的一位女诗人。
（摘自重庆出版社《文章皆岁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