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年挂着一张苦瓜脸。有个很大的毛病，觉得别人是对我凶，看不起我，讥笑我，我就故意找到她，追问，人家觉得我不是神经病也差不多吧。我的确是毛病很多。有一个女孩，她长着白里透红的肉肉的小圆脸，声音有点娇气，头发有点软，嘴巴上有些黑色的绒毛，她一直把我当好朋友。谁知道，我竟是那样。和她坐同桌，我老是注意着她的胳膊是不是超过那个桌线了，书是不是挨着了，我有时候装作不知道，将她胳膊挤过去。还有一个好朋友，她长得高大，短发，我们老是下了课一起跑着去吃饭，是学校大礼堂改成的食堂。进去，有一家专门卖快餐，两块五一份，有红烧茄子（都是面疙瘩），有白菜，有麻辣豆腐。我们老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时间一长，我就烦了，为啥老是一下课就紧紧地攥着我的胳膊，每天都是那么一家，每天都是那么一条路线，那么一种节奏，吃完饭，回宿舍，睡觉。我讨厌这样的生活。我还很讨厌她喜欢占便宜，插队，老让别人带东西，在快下课时候就和我使眼色，汇合的暗号。我渐渐疏远她了，让她和别人先走，我要去厕所，找这个那个借口（去别的家试着吃吃）。时间长了，她自然明白了，她就和圆圆脸的女孩亲密无间了。我感到孤独，但是我知道这是自己的选择。
另外有个马青青，本来我俩是最契合的伙伴。刚开学第一天，我俩都坐在学校的操场上，说着农村的知了、蜻蜓，手里扒拉着草，最后提着拖鞋回宿舍。这是天性的释放，是最真实的。不曾想，她极小气，说话又老是直言直语，得罪人，别人让她带东西，她就说不想带，吃东西时候老是偷偷的，别人给她吃东西她接得快。我和马青青也没有成为很好的朋友，大概是嫉妒她和另外一个胖胖的女孩很亲密。像三角恋爱似的，我们三个陷入僵持状态。
那个时候，自然少不了暗恋对象。最初是长得高大的他，常常穿着杂色毛衣，在篮球场上奔跑着，头发很黑，几乎要盖住眉毛，五官立体，是漫画中的主角。忘不了的是冬天的午后，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他在下面打篮球，那种慵懒感觉。后来，是同桌。他就坐在自己身边，而我提着两个大包来了，没有去宿舍，浑身冒汗，显得极为笨重地坐下了，裤裆破着，不敢张开腿，也不敢起身弯腰，每次都等他走了才起身，走。我坐着，脑子里根本不是什么题目、知识点，若有若无的韭菜花味充斥着，我怕他闻到笑话我，馒头塞不进抽屉，就搁在脚边，僵硬的身体，浑身直冒汗，人已经憋疯了。那节课（两节合在一起）格外漫长，终于等到放学，我才将东西拿回宿舍。
常常发生一些窝囊事。首先高一的暑假本来大家都安排补课，我却躲在洛阳打工，但是去到学校，三下五去二，我便将《蜀道难》等名篇背诵出来了，人家花了十几天；接着是高二考高三的那次考试我考砸了，就意味着我不能住在办公楼上的宿舍，也就不能晚回去早出来，学习的时间明显少了，但是谁也没有对我表示出同情和关心；再是一个月没放假了，好不容易放假又要补课，我坐在阴冷的阶梯教室极度痛苦就逃走了，班主任生气极了，安排座位时候就说，等他们选好了那些逃课的再往后坐吧，我也不抢也挤，一直等所有人都选好了座位，我搬桌子坐到了最后一个角落。这些事别人都觉得我窝囊，有毛病，但是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前面几排座位，个个面前摆着厚厚的几摞书，人低着头，人挤人，个个都在忙着算题目、背书。我常常站着听课，站着做题。幸好老师不怎么写板书，写了我也看不见。大家都觉得我可怜，明明不需要坐在最后一个角落的。
不想去学校，但不得不去。母亲坚持要我拿一袋馒头或者是烙馒（一个布袋子，馒头和烙馒直接放在里面），口绑不紧，露着，后来我坚持要用塑料袋装。本来馒头和烙馒带到班级，下课直接去食堂打点菜和汤就好了。可我和很多女生的馒头和烙馒不敢拿出来，回到宿舍就着辣条啃。到学校里，低着头迎着冷风走到宿舍，也不知道干啥，躺着，或者是坐着说话，或者睡觉，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你得和人家打招呼，即使你特别不高兴，睡觉也睡不安稳。渐渐地，大家聊得热闹起来，对学校的厌恶似乎隐藏下去了。等到晚自习快上课时，大家一群人说说笑笑地上楼去了。没有人特立独行，没有人躲在书店看书。但有次在家偶尔看了一段《上海往事》，家里本来也有一本《张爱玲文集》，去到学校，趁着闲暇，到超市的书区蹲坐着看了一晚上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