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家庭的生育决策更多出于经济成本与时间精力上的考虑，那么在农村中，文化习惯依然发挥着影响。笔者的田野材料观察到，城市地区的年轻夫妇没有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但是在农村，虽然对女孩的教育投资有所增加，但“重男轻女”的文化偏好依然存在。
许多农村已婚的“80后”“90后”夫妇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是否会对新的三孩政策有积极的回应，更多取决于现有两个孩子的性别——如果一对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想要第三个孩子。
此外，中国南北地区间的文化差别可能带来特定的生育偏好。相比北方，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拥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笔者在福建南部地区的农村调研中发现，为了生一个男丁延续香火，这些“90后”村民已经生了三到四个孩子。
当前，“三孩”政策在互联网上引起讨论的热潮。一些观点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上世纪末期在广大城乡地区严格执行的计生举措。
而另一些观点则热议新人口政策对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尤其就职业女性而言，育儿依然被认为是女性的天然责任，三孩政策很可能产生非预期的性别不平等效应。例如，为了照顾“接二连三”的子女，职业女性只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转向无薪的家庭主妇角色。
而对女性生育的预期，也会影响到未生育女性的职场权益。当前，性别歧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深深地制度化了。文化创意企业泡泡玛特，近日就被曝光在职场面试中仅要求女性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并填写计划时间。
在笔者的访谈中，当被问及是否计划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一些受访的职业女性表示，受雇企业不愿承担她们的生育成本（例如，产假所产生的岗位空缺），这使得她们很难做出二孩的生育决定。
以上材料说明，除非能系统性地解决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否则选择生三个孩子将对妇女的就业权益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女性可能面临额外的照顾压力，老年父母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三孩政策的出台是为了缓解社会人口老龄化负担，但在个体层面，中国城市当代双职工家庭的儿童照料往往离不开家庭长辈的代际支持——三孩反而成为老年群体的负担。
尤其是当前城市三岁以下的儿童托育市场化服务严重欠缺，当新妈妈的产假（四个月左右）结束后，她的母亲或者婆婆（男方的妈妈）需要承担起新生儿的照顾责任。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充分且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这些处于60岁初段的老年人还需要同时亲自照顾自己的父母。
正如一个网络段子里写道：“63岁的清晨，7点的闹钟响起，去三个房间看了看三个孩子是不是都乖乖在家睡觉，帮九个孙子孙女做好早饭，再去两个房间看一眼四个老人是不是还在好好地睡觉，安心地挤地铁去上班。”
而在农村，随着子女外出务工，农村老年群体往往需要帮忙照顾留守农村的童年孙辈，在农村缺乏充分社会福利的背景下，这种照料负担只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增。
简而言之，在没有充分的生育配套措施支持下，生三个孩子，很可能只会增加城乡各代人的照顾负担。而面对三孩政策在生育决策、性别和代际上所产生的影响，更意味着国家需要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老年照料政策上进行特定的干预，提供行而有效的生育配套措施，从而实现“敢生、能生、想生”的政策目标。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在儿童托育、养老照料以及家政服务上运作良好的市场化经验，或者是我国早期计划经济时期在儿童托育保育事业上取得的成绩，都是可以参考、摸索与总结的经验。
但遗憾的是，针对这一方面的讨论，至少目前在公共讨论中依然不足。而更重要的话题是，如何调适“计划（生育）”与“（自由）生育”之间的内在张力，还需要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