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生经历坎坷，她出生于地主家庭，母亲的早逝使得她在年幼时就失去了保护伞，她的父亲性格暴戾恣睢，稍有不合心意便在家中大发雷霆，甚至打骂萧红。萧红曾在文章《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祖父是母亲离去后最关爱萧红的人，后来随着祖父的病故，唯一给她爱与温暖的人也不在了。萧红在14岁时，由父亲做主许配给了纨绔子弟汪恩甲，后逃婚到北平女师大附中读书。之后，在北平受生活所迫回到哈尔滨，投靠了汪恩甲。但汪恩甲在萧红怀孕后匆匆离去再也没有出现过，留下萧红一人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生活再度陷入艰难。由于交不起住店的费用，萧红被关在了旅馆阁楼，困境中的萧红只能写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当时的文学青年萧军、舒群等都曾来看望萧红。萧军在这里读了萧红写的诗，暗自赞叹萧红的才华。这以后，萧军经常来探望萧红，两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军趁着大水，租来一条小船来到东兴顺旅馆接走了萧红。自此，萧红自由了。但在那个年代，自由可能也意味着流离失所。
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在《国际协报》发表文章。1933年，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写出第一篇小说《弃儿》，自此踏上文学征程。1934年，萧红与萧军前往上海，结识鲁迅。不久后，萧红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在文学界引起轰动。鲁迅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萧红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知名女作家，但她与萧军的感情生活却因萧军的不忠而支离破碎。萧军晚年时坦言：“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军的话语有些令人胆寒，但在那个年代，“爱”并没有那么珍贵，抑或不如几块钱，或是一碗肉汤。1936年，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只为求得心里的解脱。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被萧红自己称作“黄金时代”，这可能是萧红一生中最宁静的时光，没有颠沛流离，没有争吵打骂。在此期间，她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诸多作品。
1937年，萧红从东京回到上海祭拜鲁迅先生。萧红在《拜墓诗》中写道：“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我们走出墓门，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我不敢去问那石匠，将来他为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可以看出，萧红对于鲁迅先生的哀悼之情。1938年4月，萧军与萧红公开分手，萧军对萧红腹中自己的骨肉并没有表现出难舍或留恋。萧红将自己的另一次婚姻托付给了端木蕻良，在婚礼上，萧红曾这样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人生并未因此获得救赎。1938年萧红产子，端木蕻良并未陪伴在侧（此子未能存活）。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飞抵香港，之后，端木蕻良抛下萧红独自逃亡。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萧红在贫病交迫中完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1942年1月，萧红病情恶化，于当月22日离开人世。
当前对于萧红的评论中，对她命运的讨论可能要多于她的作品，人们惊叹于她的文采，但更感慨于她的不幸。实际上，无论是萧红的作品还是她个人的命运，都具有特定时代的典型性特征，她的作品以平实、舒缓的语气道出了过去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困苦，而她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也是由当时的时代塑造的。因此，她的作品中没有高高在上的鸟瞰，没有置身事外的总结，也没有对人物命运的评价，她的作品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促膝长谈时讲起的往事与回忆。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学特点，萧红的作品给读者的情绪震荡更为激烈、代入感更强。读她的作品时，仿佛那条蜿蜒、静默的呼兰河就在眼前，那样闲逸优雅，却又那样冷漠无情。它平静地流淌过呼兰这座小城，像一名置身事外的看客，丝毫不理会人们的疾苦与悲鸣。当夜晚降临时，滚烫的火烧云倒映在河面上，仿佛燃烧着贫苦人民草芥般的命运。也不知这样的夜晚，小城里会有谁为生计而难眠，又有谁发出了最后一声叹息。这就是萧红的呼兰河，她想表达的是人们对生的渴望，对美好的憧憬，但她又仿佛写尽了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