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6日，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大师已逝，精神永存！他在给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充满智慧的幽默朴实的话语，尽显家国情怀。
氢弹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由于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于敏被人称为“氢弹之父”。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厥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却始终不肯接受。突破氢弹原理的辉煌成绩，在他眼里只是“做了一些有用的工作”。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的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笑着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淡泊名利，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用幽默的语言告诉大家，氢弹的成功是许许多多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荣誉属于集体，展现出了他谦虚低调的性格和宽广胸怀。
打到一只“松鼠”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38岁的他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得知于敏“打到一只松鼠”，邓稼先欣喜万分，第二天便赶到上海，向他表示祝贺。
于敏用“打到一只松鼠”来告诉邓稼先自己的团队在氢弹理论研究上有了新突破。这个形象的比喻既起到了保密作用，又给严肃的研究工作带来一丝幽默色彩，展现出了于敏的智慧和乐观情怀。
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儿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回忆起自己当初为何要转专业学习物理，于敏颇为感慨万千地说道：“童年时代那亡国奴一般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了惨痛的回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我想知道怎么做才能保卫自己的祖国不重蹈覆辙，而我最终找出的这个答案就是物理学。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为了祖国的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谈及未来世界的核武器发展，于敏意味深长地说，“我想，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终都会被销毁。全球战略多极化是一个趋势，美国搞的全球霸权主义迟早会没有实战的余地，和平发展到了那一天就会真正成为现实。”
正是因为怀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于敏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信心和决心，他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身边人的爱戴。
我没有第二种选择
当苏联将援华专家全部撤走，美国和西方世界制裁封锁中国，世界上所有现成可供参考的核理论都对中国关上了大门时，“外国人不帮我们，我们中国人就自己干！别人能行的我们为什么不行？”信仰指引着于敏积极投身到艰苦的工作当中去，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不断冲破重重险阻披荆斩棘：“自己不会的东西也没法去问，更没有资料可以去查。一旦遇到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那几乎是大家所有人都不知道，只能去钻、去想、去思考，不得出结果就决不放弃。”不同于已经实验成功的原子弹，于敏负责的氢弹研究是真正的战略核武器。这种新型的战略核武器威力远超原子弹，但相对的制造难度也复杂得多。当国家选派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时，34岁正处年轻有为年纪的于敏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重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没有第二种选择！”即便是此后的漫长30年当中遍布荆棘险阻甚至隐姓埋名，于敏仍旧是没有丝毫犹豫地立刻表示自己服从组织安排。
面对国家需要他勇挑科研重担，面对保密要求他选择隐姓埋名，“我没有第二种选择”，朴实的话语体现了于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热爱祖国的情怀。正是千千万万像于敏这样甘愿隐姓埋名为国效力的科学家，用一个接一个奇迹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够做到，并且比西方人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