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职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掌握了权力，容易被身边人关注，更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被“围猎”的可能性随之增大，灯红酒绿的诱惑也逐渐增多。在周围人和事物的影响下，有的人开始甘被物役、一心追求物质享受。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今社会，对古代官员来说，奢靡享乐之风也是一种侵蚀和考验。由俭入奢并非一蹴而就，不少人都曾几番迟疑：到底是身不由己合群从众，还是独善其身保持尚俭操守？北宋政治家司马光的一篇《训俭示康》或许可以提供一份答案。
《训俭示康》是司马光写给长子司马康的一篇家训，旨在讲述保持俭朴的重要性。据学者考证，此文大约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康明经中第，即将出仕任官。司马光特意选在此时严肃地教诲儿子“道由俭生、祸自侈来”，是为了指导司马康树立节俭观念，走好任职后的第一步。
神宗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社会风俗“尤为奢侈”，一些人甚至“以俭相诟病”。司马光十分担心儿子走入官场后受到周围不良风气的影响。在他的记忆中，宋仁宗天圣年间，官员之间仍以俭朴为美德，士大夫交游聚会，瓜果菜肴虽简单朴素，但情谊深厚。后来却越发不同，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反而对简朴之人颇有非议，甚至鄙视其吝啬，不随波逐流贪图享乐的人变得少之又少。他批评一些为官者丢掉操守：“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久历官场，司马光观察到贪慕物质享受的诸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追求奢侈害得个人前途一败涂地。在他看来，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而为官者一旦多欲，则“居官必贿”。意思是说，当一名官员的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就难免通过收受贿赂的方式获取不正当钱财。
尽管沉迷物质享受的官员不在少数，也不乏不惧他人异样眼光，能够明辨事理、坚守俭朴风尚的名臣。《宋史》记载，李沆任宰相时，在开封城内有一所很小的宅子，中厅前的空地仅够一匹马转个身。房屋院落的墙壁有破损之处，李沆也毫不在意。有人嘲笑他太过吝啬，也有人建议他身为宰相，身食厚禄，应当修整一下家宅。李沆笑笑说，“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这样“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的作风，正是司马光希望儿子效仿的对象。
从对时下风气的观察和过往的经验教训出发，司马光向司马康讲明了自家的为官守则：追求以俭立名，莫要以侈自败。今天，我们已不知道司马康读完父亲的教诲后到底是何感受，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司马康的确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崇俭尚德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司马康好友范祖禹在他去世后，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对他一生的评价是“为人廉洁，未尝言财”。比如，在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赏赐白银两千两让司马康为父立神道碑，考虑到父亲的丧葬费均是公家支出，这笔奖金司马康分文未取，命人全数送回京师。在司马康卧病在床之时，皇帝遣御医前往诊视治疗，特意考虑到司马康家中清贫，嘱咐御医“毋得受馈”。可以看出，司马康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父亲“以俭立名”的教诲。
君子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司马光父子对周围奢靡享乐风气的警惕和反思，以及终其一生崇俭尚德的所作所为，无疑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他们“布衣自可覆苍生”的风范，经过时空的凝练传承下来，同样值得今天的干部思考、学习、实践。特别是新任职干部，更应该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保持清廉节俭，做到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好地肩负起神圣的职责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