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襄公与楚国战于泓水，宋人已经摆好军阵，而楚国还没有渡过河。子鱼劝说宋襄公，敌众我寡，应趁着敌人还未渡过河就去攻击，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宋襄公没有听。等到楚军渡过河来，摆好军阵，宋襄公才迎击，结果宋师大败，自己的大腿也被击伤。
宋襄公看起来是颇有骑士风度的，他看重“正”，也就是道德正义，不攻打只渡过河流一半的军队，但这样的风度，却葬送了自己的军队，贻笑大方。
同样是与楚人作战，吴王阖闾就聪明得多。公元前？506 年，吴军追击被击溃的楚军，在清发水这个地方追上了敌人。阖闾正要下达攻击命令时，其弟夫概认为：困兽犹斗，何况人呢？于是提出“半济而后可击”的建议。阖闾听从了这个建议，趁楚军渡河渡过一半的混乱之机，发起攻击，大败楚军。
同样的战场条件，却一胜一败，这就证明，在军事上，“奇”确实是制胜的法宝。打仗太老实，吃亏的往往是自己。
日常生活中，非常之事，须用非常之谋。不死板，不固执，因利乘便，随物赋形，像《孙子兵法》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样处理问题，就能灵活多变，事半功倍。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孙武，也非常看重“正”，不是偏用“奇”。他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正相生”，就可见二者不可偏废。恰如孟子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场战争，如果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统帅即使妙计频出，也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所以孙子开篇分析战争的条件，首推“道”。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如果人民同仇敌忾，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就可见，“正”，也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在决定战争结果上起着核心的作用。墨子“非攻”，“非”的也就是不义战争。而他站在被侵略人民一边，帮助他们守住城池，就取得很多胜利。
而在治国方面，老子推崇“正”，这与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也是相通的。管子专门论述过“正”这个话题，他说：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静，能守慎乎？废私立公 ，能 举 人 乎 ？ 临 政 官 民 ，能 后 其 身乎？能服信政，此谓正纪。”管子这番话，让人想起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一个国家，要屹立不倒，需要三个基本条件，食，兵，信。说明白些，是经济基础、国防力量、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孔子甚至极端地指出，一个国家，可以有饥荒，可以国防空虚，但绝不能让政府失信于民。一旦政府失信于民，再充足的物质基础，再强大的国防，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架了。所以老子强调“以正治国”，就是要确立政府在民众心中的无上尊严。管子不过是将这个思想具体化，提出了政府立信于民的具体措施：言而有信，不断变革，谨慎从事，任贤举能，大公无私。
中国文化，本质就是中庸。“奇”与 “正”，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缺一不可。弄通了二者的辩证关系，该“奇”时“奇”，该“正”时“正”，我们做人做事，就既能灵活变通，出奇制胜，又能守住底线，遵循正道，不至于走到邪路歪路上去。
从某种意义讲，“奇”考量的是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智商，而“正”考量的是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良知。智商再高，没有良知，也只能助纣为虐，甚至成为人民公敌。“奇”若比作花，“正”乃其根。所以《老子》十六章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