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源头，自此中国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期。相对于蛮荒时期来看，文字在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文字本身在被用来解读和阐释世界的同时，常常又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文字在流传的过程中，信息的缺失、走样、变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文字是有颜色的，文字可以寄寓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可以表明人们不同的态度和立场。然而囿于对特定历史场景的认知的片面性或肤浅性，一些判断未必是正确的、客观的，到后来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三人成虎，久之则“谬种流传”了。家里长辈喜欢听戏曲，我也随之听了不少，其中有两段唱词时时回响在我的耳畔，挥之不去。一是豫剧《花枪缘》（俗称《对花枪》）中老罗艺的唱词：“恨杨广荒淫无道朝纲大乱，俺罗艺举义旗反出燕山。罗成儿正年少英雄虎胆，我教他罗门花枪威名传……”一是越调《斩关羽》中诸葛亮的唱词：“您皇嫂带重伤她坠井而毙，那时节曹孟德怎不讲仁义，谁人不知，奸雄曹操笑里藏刀他口是心非。”
这两段唱词中所渗透的某种观念和判断早已深入人心，体现了编剧对其所塑造的场景人物的极其鲜明的态度。比如，对杨广的贬斥、对曹操的谩骂，数百年来，如是历史人物的形象似乎早已定格在达官贵人与劳苦大众的心中，似乎到了不可移易的地步，久而久之，人们也认可和接纳了他们的形象，倘谁再出异调，就成了为之“翻案”，或毁灭“历史”，或混淆“三观”，几乎不为天下所容。我也曾是这样的潮流中被裹挟的一粒沙子，别人传递给我的，通常会不加审辨地全盘接受，主观地认为自己所接受的信息和观念即是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是需要遵守和坚持的，而且还常常津津乐道，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走在了历史的康庄大道上。
后来，接触了西方哲人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它给了我光芒，照出了我内心所藏守的黑暗，照出了现实与彼岸之间的差距。逐渐地，我不再把墙上的影子视作现实，视作自己顶礼膜拜的物什，我也深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个体都有足够的力量能走出这“洞穴”，见到和感受那魅力无限的来自宇宙空间的真正的阳光。可是，一代代的人，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选择“抛弃”我，他们仍在谨守着他们心中所谓的信仰，重复着先前走过的路，却始终迈不出藩篱半步，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异化了。
一位学者曾言：“任何一家学说，无论他怎样地伟大，怎样地创辟，他终免不了时代的色泽，摆不脱共同潮流的趋势。”更有哲人说过，历史视物与物理视物不同，它距离时代越远，看得越真切、越清晰。对此，我深信不疑。
此刻，暂不必计较孰是孰非，将来的历史会给此时的我们盖棺定论。虽然小说、戏曲会不时地调侃一下历史，但是也要相信所谓的“野史”的校正作用。文字的颜色终将为历史的潮流所洗刷，而变得纯粹，变得不再刺目，变得自然，变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