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我都是在县城的二类学校读的，中考后则干脆进了职业中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般进行分流，我是凭着自己一塌糊涂的中考成绩进入职业中学的。那是1984年，职业教育刚刚在故乡小城推行，是新生事物，我学的专业又是“家用电器”—在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也算是时髦新潮的专业。同级还有两个建筑专业班，被强制分去学建筑的同学一个个灰头土脸。没想到多年后，他们中涌现出了多个千万富翁。
回到进职中的那一年，包括学校老师在内，大家更看好的都是家电专业。学校接受各种采访，也都是安排家电专业的学生去。我要讲的这段人生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间段。
我永远记得进职中第一天的场景。我像一只内心脆弱的小狗，用外表的倨傲，掩饰对前程没有信心的虚弱。由于小学、初中成绩都不太好，我对教室和老师心存倦意，总觉得那一眼望不到底的读书生涯，会有一个不出所料的失败结局在前方等我。就像一条上了罐头厂原料输送带的鱼，结局明摆着，跟你挣不挣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进入职中的。
我们班只有四十几个人，教室空出一大截。班主任是位头发花白的红脸男人，梳着背头，随时面带笑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门牙，仿佛是一只快乐的卡通兔子。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让我第一眼看到就心生愉悦的老师，会那样深地影响我，将我的命运从另一条道路上硬生生地扭转回来。
这位老师叫李洪高，当时四十几岁，教了大半辈子数学。人到中年，面对我们这帮奇异的学生，他的内心其实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作为一名教师，看着眼前这队刚在中考中吃了人生第一场败仗，并且不知路在何方的学生，他的内心也是打鼓的。这是多年后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时他对我说的。当年，他也沮丧得不得了，但因为是老师，必须表现得足够乐观坚强。
开学那天，在点完名之后，李老师开始委派临时班干部，说等一个月大家熟识后再进行选举。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村同学被任命为班长，这个称号一直保留至今；一位一看就学习很认真，可能中考运气不佳才流落于此的瘦小的女生被任命为团支书；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任命班上的学习委员时，李老师居然叫了我的名字。连我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从幼儿园到初中，十多年里我可是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一次，更不要说学习委员—它对于我就像天鹅肉之于癞蛤蟆，想想都是罪过。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学习委员什么的不是官职，是信任与认可。
此刻，这个任命从天而降，砸得我的头嗡嗡响。我再次抬头看李老师，确认他的眼睛的确看的是我。他眼含笑意，坚定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由此成为成绩最差的学习委员。好在当时和我一起考入职中的小学、初中同学不多，我因此少了许多窘迫和尴尬。在之后依葫芦画瓢的“选举”中，我顺理成章地正式成为学习委员。
除了我自己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人在乎这件事。全班四十几个人，一半都有这样那样的职务。几十年之后开同学会，大家叫得出班长、团支书甚至文娱委员，唯独回忆不起我这个学习委员，足见在同学们的记忆中，这职位是完全没有存在感的。
但这对我，却是石破天惊、开天辟地般的一件大事。这意味着，在新的学校里，老师并不讨厌我，这对于一个青春期叛逆少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我像一支奇怪的放大镜，总能发现并放大来自外面世界的敌意，有时甚至有些神经过敏地制造和挖掘这种敌意，就像一只过于敏感的小狗，对黑暗中的任何一声响动，都报以过激的反应。周边的环境也因为我的这种敏感与敌意而变得不友好，这又正好成为我证明世间冷漠的例证。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我自然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从别人一句寻常的问候之中，都能听出莫名的恶意来。
而李老师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任命”，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