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委员有两大工作职责，一是配合教导处写“教学日志”，也就是悄悄给老师的讲课质量打分；二是办黑板报。前者要求我每堂课必须坐在教室里，而不能像小学、初中时那样，待在学校背后的小树林或隔壁茶馆里的时间比在教室里的多。而办黑板报，对于5岁就能在厕所墙上画“丁老头”的我来说，也不是太难的事。加之从小到大，我唯一擅长的就是作文，虽然字写得丑了点，但文章的内容还算有趣。因而，我的黑板报办得还算过得去，甚至在年级和学校都有了一点名气。后来，我进报社，编报纸、写新闻，与这段经历也多少有关。
但我的专业是“家用电器”，主要科目是“电工基础”“电子技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冰箱”等，后期甚至还有计算机二进制基础编程之类。这些课，实验操作尚好，基础理论却很枯燥。我这个混了八年的“学渣”，简直如同蚊子叮钢板，完全扎不进去。加之学校初创，经费紧张，实验很难实际操作一回，而外聘的专业老师大多是不擅讲课更擅实操的工人师傅。到了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可想而知。
那些日子，我人生第一次为了学习而焦虑。此前，为学习成绩挨过的批评甚至打骂不可谓不多，但我都没那么焦虑过。而此时，我开始在乎—作为一名学习委员，我的成绩至少不能是倒数前几名啊！那也太对不起老李了！“老李”是我心中对李洪高老师的昵称，它自然而然地蹦出来，并在我心中保留了一生。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我想过许多办法：找当电工的舅舅补课，买各种课外书，撺掇母亲订与电子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我甚至用肥皂盒加几个三极管和电容电阻，做出了一个电子门铃。母亲为了配合我破天荒的勤奋，甚至卖了50斤粮票，花9.8元为我买了本厚得像砖的《三极管参数大全》—这相当于一个没有电脑的家庭花巨资买了个硬盘放在桌上当摆设，但它至少表明了母亲和我希望把学习搞好的愿望和决心。
但这一切，丝毫没改变我一塌糊涂的成绩单—上面七个科目，除语文和体育之外，基本都是红色。但老李在通知书中，不吝惜言语地对我细小的优点进行了放大式的表扬：办黑板报被称赞为热心公益，帮图书馆抬书被视为乐于助人，在联欢会上演哑剧被认为有文艺潜质，连写作文被教导主任批评不符合主流思想，也被他表扬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封通知书发到我妈手中，我妈惊讶得把字数并不多的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没有恐惧开家长会。这样的场景，让我汗颜并且羞愧。我发自内心地想努力学习，以对得起李老师对我的欣赏和信任。但遗憾的是，直至毕业，我也没有把家电专业学好，更没达到一个学习委员该有的程度。
但我至少努力过，还把原先不及格的科目，挣扎着考及格了。
因了那份尴尬和遗憾，我努力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信念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是老李帮我树立起来，并让我受益一生。我至今每天坚持早晨6点就起床读书、写字，心里的感觉，与38年前一样。
从那时开始，我不再把自己视为混混，而是向着老李在评语里给我的方向努力。那些文字哪里是对我的评价，分明是对我的期许，像一条条绳子，把我从一条危险且冷酷的路上拉了回来。如果说如今的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和眷恋，那源头，一定可以追溯于此。
毕业10年后，我和妻子结婚，我给老李敬酒时说：“谢谢您！如果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老李头发更白、脸更红了，笑着说：“当年你一进教室就横起眼睛看人，我就知道不是个善茬儿，特意送你一顶花花帽子戴，想不到效果还很好！”
他把自己比作骗孙猴子戴金箍的唐僧，而我并不认同：紧箍咒给人的是痛和征服，而他给我的是信任和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曾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习委员，我对此既惭愧，又感激，同时充满了欣慰和自豪。我没有学会修理电视机，却学会了修理自己。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乐观开朗并且偶尔有些小小狡猾的老李。转眼他离开人间3年了，愿他在天堂，知道我在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