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爷爷，和万叔叔的父亲一样，也是绿林刀客出身，就是土匪出身吧。只不过，他比万叔叔的父亲要大十几岁，他在豫西山区，和王天纵、憨玉琨等弟兄十人，在一个叫杨山的地方轰轰烈烈拉起竿子渐渐做大的时候，时逢辛亥革命，革命党派人进山联络了他们，于是，他们响应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武昌起义”，在“同盟会”领导下，攻嵩县，打洛阳，又率众赴陕西参加了张钫领导的“秦陇复汉东征军”，东征西杀。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收编为“镇嵩军”，做了一个军的军长。
后来的事，我就说不清了，风云际会、军阀混战，打打杀杀，我母亲的爷爷最终站到了北洋政府一边，最后败在了冯玉祥手下。兵败后的他1931年下野，在天津做了寓公。这是“百度”上的大致内容，但据我母亲说，他下野的时间应该是1930 年，因为，我母亲是那一年出生的，而她的出生地，是天津。
天津有家着名的西餐厅：起士林。我母亲的西餐启蒙就源自那里，也是她记忆了一辈子的地方。
我妈小时候的家，在着名的五大道之一的大理道上，一个叫永和里的小巷，地处当时的英租界。十几年前，我和丈夫去天津，在大理道寻找这个“永和里”，怎么也找不到。问人，竟无人知晓。后来去了派出所查询，才知道它早就改了名字，叫民园东里了。有了名字，果然，一找就找到了。它是一条很小的小巷，有十一户人家。红砖的建筑，安静而破败。
总记得母亲说，她的家，是三层的洋房，很大。看来，孩子的记忆和现实永远是有相当距离的。民园东里的建筑，就像如今的“townhouse”，联排别墅，三层，带地下室，但几乎没有院子。里面的格局，拥挤、逼仄，早已不是独家独户，已经完全看不出曾经的容颜了。
但我似乎又能感觉到某种从前的气息，像潜流，推得我有点站不稳。
我记得我母亲说过，她小时候，有一年，我姥姥生病了，病得很重，是肺痨。那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还没问世，肺痨无疑就是绝症了。我姥姥那时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写信从家乡叫来了她的哥哥，我妈的亲舅舅，我的舅公，告诉他，一旦她有不测，这四个孩子，就托付给他了。
她让她哥发誓，替她带大孩子。
她说：“哥啊，我的孩子，我不能让她们落到后娘手里。”
她是在托孤。舅公自然得答应啊，病人为大。可他心里清楚，放着亲生的父亲，放着天津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他怎么可能把他的外甥女们带回到家乡去呢？他妹夫又怎么可能答应？
4.着色。又叫点染、点彩。将所需的颜色放在不同的器皿内，按照水：酒=3：7的比例将颜色调好，传统的颜色分黄、粉、绿、紫、青5种原色，原色可再配兑出30多种颜色。染色前，先在废纸上试色。点染用的工具是毛笔，一支笔染一个色，笔之间不能互用。上色的顺序是由浅到深，先暖后冷。
那时，我姥姥一定很伤心，因为此前我姥爷曾经出轨。在我的散文《青梅》中，我曾经写过这段故事。我姥爷毕业于北京的“中国大学”，用老北京话说，算是个“顽主”。他爱运动，爱摄影，爱收集手表，爱冶游和广交朋友。我姥姥真是不放心把孩子们交给这样一个心不在家、玩心甚重的父亲。可冷静下来，她又何尝不清楚，就算她兄长答应替她抚孤，可还有舅妈呀，孩子们落在舅妈手里，又会怎样呢？思来想去，一句话，不能死。
我姥姥素来不信西医。但这次，她让我姥爷请来了天津城最好的西医。她对德国医生说：
“大夫，我不能死。不能现在死。”
医生回答说：“好。但你要听我的。”
“我听。”我姥姥回答得斩钉截铁。
药方开好了，我姥姥一看，上面写的，不是药，全是食物。牛奶、鸡蛋、牛肉、鸡鸭、鱼虾……甚至还有一道道菜名。医生说：“按照这些菜名，每天，让人去起士林买。”
“这些，能治病？”我姥姥有些疑惑。
“说实话，我也不能保证。我只能说，这个病，两点最要紧：一是新鲜空气和太阳，二是营养。营养非常重要，营养上去了，体质增强了，就有希望。”
我姥姥想了想，说：“懂了，食谷者生。”她说了《红楼梦》里宝钗劝黛玉的话。
从此我姥姥严格遵照了医嘱。首先，和家人隔离，她的卧房成了禁区，孩子们不得出入。还有晒太阳，她的房间通往阳台，阳台上一张躺椅，只要有太阳，她就让自己长时间沐浴在海风和阳光中。然后就是吃了。除了家里的厨师按照医生的吩咐做以外，就是叫人坐了洋车，去起士林买现成的西餐。我姥姥这样一个老中国的女性，老中国的胃，毫不犹豫地，天天吃下去那些她不习惯也不喜欢的食物，带血丝的牛排，黄油焖的乳鸽，撒满起司的鱼或者蔬菜，等等。她不是在吃饭，她是在服药。她要活。
每天，去起士林买餐的，除了佣人，有时是我姥爷。我姥爷去时，我妈常常跟在他身边。他会给我妈买一些她爱吃的东西，蛋糕啦、面包啦，有时父女两人也会吃了饭再回家。“面包虾仁”就是我母亲爱吃且常吃的一道菜。也因为她爱吃，就常常让人给她母亲买回去。
居然，如同奇迹，我姥姥真的一天天好起来。在没有特效药的年代，活了下来。是阳光、空气和足够的蛋白质救了她吧？在那样的年代，她真是何其幸运。而多少人是没有这能力、这营养、这银子来救命的啊。姥姥懂得这个，她感谢上苍，感谢佛陀，感谢菩萨的恩义，让她继续做她孩子们的母亲。她对我妈说：“要做善事。”
后来，我母亲成为了一个医生，这让我姥姥非常高兴。一个刀头上舔血的土匪后代，一个打打杀杀的小军阀家的长孙女，居然成为了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在我姥姥心里，可能，这个家，到此才算是修成了善果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姥姥来我们家小住，我父亲曾给她拍过一个X 光胸片，记得我父亲说，从我姥姥肺部钙化的情形看，她当年的肺结核应该是很严重的。“侥幸”，我父亲说。我姥姥微笑不语。现在想来，那不是侥幸，那是搏斗和厮杀。我姥姥赢了。
尽管如此，我姥姥仍然没有爱上西餐。爱上西餐的，是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