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她永远不会道歉。
她是万千母亲中的一朵奇葩。
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封建”大家长，我的整个青春都笼罩在她的威严下。面对她，我的情绪总掺杂着一丝不可名状的复杂，一方面，我很厌恶她的苛刻，反感她的强势，另一方面却又无可奈何。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是整个小区出了名的大嗓门，一阵震耳欲聋的辱骂声，夹杂着连绵不断的号哭声，便是我家的常态。第一次离家出走，是我很小的时候，忘记了是什么原因惹得她大发雷霆，只记得她拿起铁衣架抽向我，我带着绝望和恐惧拼了命似的往外逃窜，与她围着花坛足足跑了五六圈，鞋子也给跑掉了，最终被她给牢牢实实地抓住，揪着衣领给撵回家。
一直觉得，挨打是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一路上我拼命地恳求她不要打我。
回家后，她竟出乎意料地没有打我，语重心长地把那句“打在你身，痛在我心”的话重复了很多遍，告诉我每个母亲都是很爱自己孩子的。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疯狂的“女魔头”。
她也是万千母亲中的一员。
每次母亲打完我，不管谁对谁错，她都不会道歉，但她会用好吃的来安抚我的痛觉神经。不得不说，母亲确实是一个好厨娘，我能享受到各种美味自然与她精湛的厨艺脱不了关系。跟她对抗时，我与她有着“深仇大恨”，但当隔日醒来，又厚着脸皮坐到餐桌前，几秒钟内就被她的美食所俘虏。
母亲最常做的食物是捆粄，每当捆粄出现，便是我们之间的“停战协议”。
只见她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厨房里，左一提，右一拎，把一堆连男人也够呛能拿动的食材全部提了出来。看着还没洗好的碗，她一边干净利落地擦碗洗盘，一边又拿着抹布到处洗拭灶台，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又忙着用刀刮着我最爱吃的胡萝卜丝和土豆丝，并把肉放在绞肉机里搅碎。不一会儿，酸菜、豆角、胡萝卜、土豆等，五花八门的馅被她分门别类地放进各个盘子里。
点火，下油，放菜，炉火纯青；翻炒，撒盐，尝鲜，游刃有余；端盘，盛菜，上桌，一气呵成。
这些步骤她大概已经重复了上百遍了，早就熟能生巧，烂熟于心，粄皮和各种馅正安静地坐在桌子上等着她去摆布。她伸手抓过一张粄皮，用勺子抹点肉馅，刮在有质感的粄皮上，然后，用纤纤细指灵巧地合在一起，用力一捆，在合口处一攥，往桌子边上一扔，便出现了—个又一个圆鼓鼓的捆粄，肥肥的，却不花枝招展。
工作回来的爸爸端起碗享受，我也会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佳肴。粄皮的香糯，内料的美味瞬间在我的味蕾里生发，它们狡猾地在我的食道里攀爬，欢呼雀跃地跳到胃池里。当盘子里的捆粄一个接着一个变少，母亲包好的捆粄又接踵而至，直到所有的粄皮在母亲的手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早就吃得酣畅淋漓，大肚滚圆了，而母亲这时才刚开始动筷。她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的，最好吃的土豆馅往往被我吃完了，剩下一些酸菜馅和捆得不好的往往留给她自己，可她的嘴里却没有半句抱怨。
她，一个人，承担了太多。
我抱怨，为什么她不是电视剧里的贤妻良母，偏要这么霸气冲天？温柔贤惠对她来说似乎千金难买，雷厉风行才是她的心爱标签。凭什么她不会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小女人”呢？
她总跟我说，她的青春是苦过来的。
她是外公家的大女儿，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了，尽管她取得了年级第三名的好成绩，但是十五岁就得在纺织厂工作为三个弟弟赚学费；她是一个店的老板娘，大大小小的事务全得靠她打理，订货、收货、卖货、补货，样样亲力亲为。
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她是一家人的希望。
为了给外公减轻生活负担，她每个月赚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补贴家用，三个弟弟的学费有了着落，才能让她在艰难的岁月里长舒一口气；她为父亲出谋划策，把店铺打理得妥妥当当，经营得风生水起，客人来了都连连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这个老板娘可不一般啊！”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强人”，在一夜间倒塌了。
母亲被检查出了胃癌，由于长年的劳作，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四面而来的压力，彻底压垮了她。很久以前，就时常听她抱怨肚子不太舒服，而我却没有及时关注，当疾病真的扼住母亲的咽喉，我才开始慌张与不安。在我眼里的那个“女强人”，一瞬间要面临着倒下，我害怕她的离开，怕她永远的从我身边消失……
万幸的是，母亲的癌症还属于早期，从死神的手掌心里逃过了一劫，可她却要面临全胃切除手术的痛苦，接受后半生没有胃的现实。我没有办法想象，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被冰冷的机械切开肌肤的疼痛，被尖锐的手术刀划破，将仅剩的小肠与食道连起，流淌着殷红的鲜血，留下凹凸不平黯淡的手术缝痕。我至今也有点相信母子之间存在着点点感应，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在母亲做手术那段期间，我的胃也不知怎的异常疼痛，胃液如同巨浪翻滚，绞痛着我的神经，不得不在被窝里蜷缩成一团。更让我难受的是，只有母亲独自在手术台上承受着痛苦，而我却不能帮她分担丝毫，这大概是人生第一次体会到珍视的东西可能会失去的痛苦吧。
手术后的母亲变得异常虚弱，从之前圆润有些许赘肉的老板娘瞬间变得瘦骨嶙峋，印象里最深的一次，我看到母亲几乎瘦得皮包骨般，透过肌肤能看见她棱角分明的骨架。与此同时，母亲的性情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更加暴躁和焦虑，一点小事就能让她大发雷霆，因为这样，我没少跟她争吵。很多时候，我并不觉得是我的过错，与她针锋相对，破口大骂，但只有吵架结束后，我才记起她是一位病人，是一个为我们家庭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的病人，便感到一阵羞愧，深深自责。
生病后的母亲很少再做捆粄了，毕竟她不再是之前那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强人”了，我们无声的“休战协定”也难以重现了。三天两头儿的争吵，我也许习惯了些，从年轻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与她争个不休，到现在尝试着怎样去冷静地对待。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这几天，我们又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了起来，或许“冷血”的我，早就把她对我的好当成理所当然了吧，却在归家的途中望见她费力地捆着粄皮的身影，泪水不知怎的就哗哗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