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只是回来拿一本书，路过大门口的时候，听到她叫邻居的名字，声音清亮有力。想着她有事情，我就没有过去跟她打招呼，便骑车一路飞奔去学校，却没想到这是她留存在我心中最后的声音。那是下午阳光正好的时刻，我赶着去上学，她忙着去洗衣服。几天后的清晨，我起床去教学楼上早自习，远远地就看到爸爸站在教学楼的水泥柱子旁，静静地等我过去。停顿了半晌，他轻轻地告诉我：“你外婆昨天晚上走了，你上完早自习就过去吧。”
其实我还有机会见她最后一面，对不对？在她的丧事现场，亲人们忙着准备各种事宜。我上完早自习后一赶过去，就被爸爸拉去磕头，却没有想到，可以先不忙着磕头，而是上前去好好俯下身看看水晶棺里她最后的容貌，哪怕是看一眼也好。
就算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我还有机会凭借她身边的物件，来寻找她最后的遗迹，对不对？我可以趁着舅妈还没有走入她做饭的小厨房收拾时，进去打开嵌在墙壁上的厨柜，里面肯定有她前天炒的茄子、煎的鸡蛋，甚至可能有一条鱼。我甚至可以去看看土灶，那里面还有她烧饭时未烧完的柴火。灶台沿儿上搁着的小油罐、小盐罐，还有半包未用完的朝天椒。还有三楼晾晒的衣服——在池塘边把一桶又一桶衣服洗完后，她爬上三楼逐件晾晒，衣服在风中被吹干，散发着洗衣皂的香气。那块姜黄色的洗衣皂，我可以偷偷留下来，不是吗？
可那时，我只顾着尽晚辈的礼数，磕头，磕头，再磕头。然后父亲要我去上学，我就站在乡村中学的三楼，眼看着殡仪馆的中巴车一路从村子的大路上开到中学前的公路上，如果我能不那么乖顺、呆滞地站在楼上，而是迅速冲下楼，跑到车子前，我就能在她被送入火葬场之前好好看看她。然而我没有这么做，上课铃一响，我就乖乖地进教室了。
很多年后，我去迁居到外省的小舅家做客。小舅的一双儿女，跟我一般大。他们都已成家，有了孩子。阳光从窗户洒进来，孩子们骑着小车，踢着小球，叫着、跳着、笑着，表弟表妹跟我闲谈着各自的生活。我一会儿看看他们，一会儿看看他们的孩子。恍惚间，我又看到外婆从堂屋出来，颤抖的手端着刚炒好的豆芽儿，一边走一边叫表妹去买盐，还招呼着表弟出来吃饭。她的皂色斜襟盘扣外套的衣摆沾着柴火的碎屑。这个时候，外公该坐在后厢房里借着阳光看书，表弟和我在写作业，表妹跟着隔壁的姐妹在跳橡皮筋。她端正地坐在灶台前头，锅里的水分蒸发干净，发白发烫，可以放菜油了。南瓜早刨好切成片，水缸里也早已蓄满了水。芦花鸡在她脚下咕咕咕地叫嚷，柴房里的鸡窝该是有新鸡蛋了，她又可以煎鸡蛋饼了。
在父母远走他乡去种地，只剩我一个人在家时，我常常走出村庄，沿着田间小路绕到她所居住的村庄。她拎起枣红描花铁皮暖水瓶，倒上一盆热腾腾的水，给我洗脏兮兮的手和脸。若日头正好，她会烧一锅热水，给我洗澡、洗头。那时我蹲在洗澡盆里，裸着身子，她拿着毛巾沾满水给我搓背。晚上，表弟、表妹和我都要跟着她一起睡。宽大的床上铺着用自家棉花打的厚墩墩的棉被，我们在她的床上打闹。暑天时，在三楼的大阳台架起大板床，铺着席子，支起蚊帐，她拿着鹅毛扇，一会儿给睡在左边的表弟扇风，一会儿给睡在右边的我扇风。
那把鹅毛扇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的时光里，依然在我的记忆中扇动。扇柄上绞着黄铜丝，握上去凉丝丝的。当二舅同他驾驶的那架飞机坠落在山里时，她日夜不停地握着这把扇子扇着；当听说小舅妈去小舅做生意的城市却在路上莫名地失踪时，她也握着这把扇子扇着；当洪水马上要冲破长江堤坝的时候，她也这样扇着。她不吃饭，不喝水，不走动，她就坐在门口，佝偻着身子，小小的圆脸上皮肤松弛下垂，深褐色的老年斑长在两边的太阳穴旁，眼袋沉重，眼珠泛白。该做饭的时候，她依旧会起身颤巍巍地走下台阶，进入厨房烧火，给孙子孙女准备好饭菜。
仿佛我们都忘记了她的年龄。我们都习惯了她蹲在池塘边洗衣服，在灶台边剥大蒜，在豆腐房里磨豆子，在柴房里捡鸡蛋。她一小把一小把地撒米，母鸡立马从各路小巷奔回来；她拎着菜篮，在菜园里割上几棵冬青菜；她从左厢房颤巍巍地走向右厢房，叠好被子，收拾好表弟表妹的书本。我们忘了她有多大年纪——是六十岁，还是七十岁？她呈现给我们的是不停地忙来忙去的景象，从楼上忙到楼下，从前厢房忙到后厢房，催这个吃饭、叫那个洗澡，扫完地后又去门口倒垃圾。我们只记得自己洗完澡要穿的衣服还没有准备好，上课用的本子不知道放在哪里，昨天穿的裤子破了一个洞。我们谁也没有真正注意到她。终于有一天，她起身从池塘拎起一大桶衣服，青石板滑溜，害得她一不留神跌入池塘，她才拖着扭伤浮肿的腿歇息在床。很多年后我仔细推算，才突然发现那时她已经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
我从众人的叙述中还原了她的最后一天。小舅要从外地回家，在说好要到家的日子却未见他回来。她一边等待，一边清扫屋子，从一楼扫到三楼，然后把三大桶脏衣物拎到池塘边去洗，洗完衣服去了趟厕所。诸事忙完，她坐在椅子上休息。片刻后，她忽然喊表妹，说自己头晕……小舅在她离开后的第二天回到家，他坐的轮船因为长江水位太浅而耽搁。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因为突发脑出血而离去。他只看到在村庄的黑夜里，只有大屋里灯火通明。妈妈、阿姨她们都围上来，而这时如果我能不去管抱头痛哭的小舅，转头去水晶棺前看一眼，我就能看到她，不是吗？我能看到她的手，曾经伸进我的头发为我洗头；我能看到她的嘴，曾经为我吹凉刚盛出的热腾腾的豆浆；我能看到她的腿，曾经颤巍巍地走到灶房给我拿鸡蛋饼……
自她去世后，我再也不愿去大屋子了。春节前夕，大舅要给大屋子贴对联，让我一起前去。风从长江大堤那边吹来，在空旷的屋场打旋。当年烧饭的厨房已经坍塌成一堆乱砖头。打开多日未启的大门走进大屋，条凳、提篮、篓子、竹床、靠椅、蛇皮袋，全都在各自的位置，蒙上了一层灰。地面上有好些黑色小粒的老鼠屎。我一路穿过堂屋，走到各个房间看，曾经放着电视机的立柜散了架，外公躺的藤椅一边的腿断了，外婆喂小鸡吃食的小碟子被扔在了二楼的楼梯口。没有小心翼翼下楼的脚步声和洗衣桶磕碰在阶沿上的声音了，没有剪刀划过的确良布爽利的撕裂声了，一切沉默在灰尘中。那沿着楼梯凹凸不平的红砖墙面是她曾经摸着下楼的安全依靠，而今我学着她摸着走下去，站在通往后门的过道上。如果那一天当她喊邻居名字的时候，我能够这样拐进堂屋，来到我现在站着的位置看她一眼，那该多好。那时候，我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