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有个故事：有个叫田登的人做了太守，他非常忌讳别人说“登”字，如果有下属说到写到“登”字甚至与“登”同音的字，便会受到鞭打处罚。为此，全州上下只好称“灯”为“火”。元宵节到了，官府按传统要组织灯会，衙门小吏张贴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田登其人，才学政绩如何无从考证，只因“放火”而名垂千古，还贡献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也真是不容易。
避讳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传统，有专家考证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公羊传》中有“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说法，意思是说孔子在编写《春秋》时，为了表示对君主、圣贤的尊重，遇到涉及他们不好的事情会写得比较委婉含蓄，以维护其形象。这“避讳三原则”落实到世俗生活里，就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简单到回避君主尊亲的姓名，二是复杂到回避君主尊亲姓名的同音字。田太守“放火”的笑话，就是这种极端表现的典型案例。
因为避讳，中国古人要面对的第一敏感词就是本朝历代帝王的名字。比如秦始皇名叫嬴政，“政”与“正”同音，于是农历正月成了“端月”；东汉创始人名叫刘秀，于是朝廷选拔人才的“秀才”成了“茂才”，直到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还把赵家少爷戏称为“茂才公”。
敏感词的外延经常还会扩大到“敏感源”的重要亲属。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名叫“吕雉”，于是原本快快乐乐生活在山林里的“雉”们莫名其妙地成了“野鸡”。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是北朝名将李虎，由魏徵主编的《隋书》里写到隋朝名将韩擒虎，就只写“韩擒”，后面空一格。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是便宜行事，后世传抄时有人没多想，于是有些版本里出现了一个名叫“韩擒”的隋朝人，恐怕是魏主编始料未及的。
不过，“虎”字普通又常用，又和当时的百姓生活关系密切，避讳也只能是个努力方向。李白写过《猛虎行》：“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开头就犯忌两次。王维的《老将行》更狠：“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不仅有“虎”，甚至还选择“射杀”，这位“诗佛”的胆子也实在是够大的。
其实，觉得避讳麻烦的不仅仅是百姓，还有“敏感源”本身。中国历代帝王的名字大都是单字，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降低避讳的难度。公元260年，三国时代魏国又要换新皇帝，郭太后提前颁布诏书：“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这个候补皇帝的名字挺难避讳的，大家开个会商量一下给他改掉吧！于是这个即将登顶至尊的年轻人出门时还叫曹璜，到站就叫曹奂了。清朝入关，第一代皇帝顺治帝名叫福临，还曾特地下诏书说，“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叫老百姓不用避讳“福”字。
皇帝的名字是“国讳”，家族长辈的名字叫作“家讳”，这方面最倒霉的无疑要数李贺。李贺年少成名，却因为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同音，犯了“家讳”，所以没法参加进士考试。韩愈为此特地写了一篇《讳辩》，质问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文章是好文章，可是没起到啥作用，李贺最后还是壮志难酬，郁郁而终。
相比国讳，避家讳的手法要简单得多。《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到贾赦、贾政的胞妹名叫贾敏，听众贾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书，凡中有‘敏’字，她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说的就是林黛玉避“家讳”的手法。另一种方法是改字，比如春秋末年晋国诸大夫内斗，赵氏家臣张孟谈游说韩、魏，共诛季氏，最终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太史公司马迁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暗戳戳地把“张孟谈”写成了“张孟同”，只因为他爹名叫“司马谈”。
说到避家讳，就不得不提南宋钱良臣的儿子。这位钱大人在避讳方面的敏感堪比田登，教儿子读书，“凡遇‘良臣’字，皆令避之”。有一天读《孟子》，其中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的句子，小朋友习惯使然，琅琅读曰：“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