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川南的一个小城，小城的主街道不过两公里，按居民的习惯分为上街、中街、下街。
邮局在中街，几步梯坎上去，门口摆着一张矮小的方桌，桌上放着一本《文学尺牍大全》，一盒墨，一支笔，一沓信笺，信笺不用时就用镇纸压着，以防被风刮跑。
写信的人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头戴瓜皮帽，身穿长布衫，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瘦小的个子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
能帮人写信的人，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多少懂点人情世故，不但钢笔字写得漂亮，毛笔字也拿得出手，写出人家想表达的意思，让人觉得熨帖。
有的收信人不识字，在邮局就拆封，让写信的人给他念一遍，知道来信说了些啥，又把回信要说些啥说给写信的人。信写出来后，念给他听。他含着泪满意地点头，让写信的人把信叠好装入信封，封好口，贴上邮票，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地址、姓名和寄信人地址，付给写信的人代劳费。
去外婆家路过邮局时，我会好奇地拿起那本《文学尺牍大全》翻看。古时称信件为尺牍，那是一本说写信格式的书。帮人写信这行只能勉强为生，遇上逢年过节，来往信件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上几块钱。
刮风下雨的时候，写信的人会躲进邮局。不知哪一天，他的桌凳搬进了邮局，这下好了，日晒不着，雨淋不着，到了闷热天还有“穿堂风”。他像邮局的人似的，朝九晚五上下班。
有人给写信的人介绍寡妇，他连正眼都不看一下，似乎自己已经改变了身份。局长觉得这下没准会弄出啥事儿来，就背着手踱过来说：“外边去，碍事儿。”写信的人急忙站起哈腰点头，桌凳搬出去一会儿，趁人不注意又搬进邮局，来回次数多了局长也就懒得再说了。
信件源源不断地从邮箱那条缝投进去，而后，由邮递员定时打开取走。那时交通不便，小城闭塞，与外界的联络更多靠书信。门口墙上那斑驳的邮箱，每天都有大量的信件经它传递，传递着小城人家的温暖。有时我会担心邮递员不打开邮箱取走信件，寄信时会踮起脚递到邮局的柜台上。收发信件的两个胖女人，忙碌中也不忘和寄信或寄包裹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会等她们把我递上去的信件盖上邮戳，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等回信的日子漫长。寄信没几天就会看看那些邮递员是否从家门口经过。他们穿一身绿邮装，骑的单车也是绿的，不时发出清脆的铃铛声。单车后座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绿帆布袋，里面装满油墨味的信件、报纸和书刊。
那些来自各地的信件，经历长途跋涉，终于到来时，信封皱巴巴的，上面布满灰尘，边缘已破损或裂口，但信瓤不至于脱落，还忠诚地把写信人要说的事儿带出来。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家乡。邮局仍在那栋三层楼的底层，梯坎上门口那个写信的人估计已经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