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粉条光有太阳不行，还得有风，那样粉条才干得快。粉条干了我们也不直接叫干了，叫“上岸”。晒的时候风还不能太大，不然会把绳子晃悠断。
中午我们吃过饭，检查粉条晒到几成干。突然，绳子“啪”的一声断了，一排粉条都跌落到地上，那一声脆响，像一记耳光甩到脸上。我气得眼泪直流：“怎么就这么多挫折和磨难呢？不是说天会照应穷人的吗？就是这么照应的吗？”
母亲顾不上怨天尤人，赶紧指挥我们重新拉好绳子，又把粉条抬起来挂上去。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个叫“坚韧”的词。
到了傍晚，粉条终于可以“上岸”了。父母忙着往回背，我和弟弟蹲在地上拾掉在地上的碎粉条。
晚上，母亲将蛇皮口袋重新缝制，改成更大的包，再把粉条一把把地装进去。
进入腊月，大家都在办年货，正是卖粉条的好时机。原本父母要挑到街上去卖，半夜里父亲肚子疼，忍不住呻吟起来，我在药瓶里找了一片止痛片，让父亲服下。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一起上街卖粉条。我和母亲把粉条抬上架子车，母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到了街上，母亲一个劲儿地往前拉。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停下，母亲说：“从南头来的都是挑柴卖草的，挣钱不容易，怎么舍得将钱花在吃的上？我们到街北头去卖，北头有厂矿，住在那里的人是拿工资的，他们才有钱买东西。”
我们在街北头停下来，找了一块空地，把粉条摆上，此时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过了一会儿，街上的人慢慢多起来。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问：“这粉条怎么卖？”母亲答：“一块五一斤。”那男人折断一根粉条在嘴里咬一下，继续问：“一块三，卖不卖？要卖我全买了。”母亲摇摇头说：“我这是纯红薯粉条，少于一块五不卖。”那男人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整条街没有卖一块五的，你自己留着过年吧。”母亲对我说：“他们是粉条贩子，我们把粉条费力弄到街上来，不能卖得太便宜了。”
等了半晌午，来了一位穿着体面的阿姨，母亲招呼道：“大姐，要粉条不？纯红薯粉做的。”阿姨问：“怎么卖的？”母亲说：“一块五一斤。”阿姨说：“别人的卖一块四。”母亲说：“一块四不行，最少一块四毛五。”阿姨转身走了。又来几个问的人，都是因为价格没有买。之后我们又等了半天，再也没有人来问，我在心里甚至有点儿埋怨母亲：干吗不卖便宜点儿，这要是卖不了，我们还得往回拉。
天阴沉沉的，我们站在北风口上，我的手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只能时不时地搓手跺脚。我们早饭也没吃，又冷又饿。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卖包子的地方看去。母亲从兜里掏出五角钱让我去买包子。我跑去买了两个包子，递给母亲一个，我用双手焐住包子，想暖和一下手。母亲趁我不注意，悄悄地把包子装进口袋。我知道，她是想带回去给弟弟吃。我把我的包子掰一半儿分给母亲。母亲推托说她不饿，我硬塞到母亲手里。
母亲说，你在这儿看着，我去人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空摊位。
母亲走后，来了一位大哥，他问：“小姑娘，这粉条怎么卖的？”我说：“一块五一斤。”他又问：“一块四卖不卖？”我刚想开口叫他再加一点儿，一想起病了的父亲，就问：“你要多少？”那位大哥说：“来五六斤。”我捆好粉条，挂上秤钩，提起秤，秤杆忽高忽低，不是多就是少，我一会儿加几根，一会儿减几根，紧张得直冒汗。
大哥刚走，又来了两位顾客，这个要六斤，那个要八斤。眨眼间，人呼啦一下子围上来，这个要三斤，那个要五斤。我手忙脚乱地称秤，笨拙地算账，正焦头烂额时，一旁卖猫的大娘过来帮我，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大一会儿粉条就卖完了，我把卖剩下的半斤碎粉条送给卖猫的大娘，又一再感谢。
母亲回来时，我已收拾停当。回到家，父亲已经起床了，说他这是老毛病，不当紧。
晚上，母亲数着钱，高兴地说：“今天卖了两百多元，我们还有两场粉，照这样算，今年的年货置办完，剩下的还够给你们姐弟交学费。”
此后，离开家乡多年，我最想念的家乡菜仍是自家漏的粉条。每当想起粉条，我就想起父亲母亲的不容易，仿佛又看到他们制作粉条时忙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