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一片银白，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是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和都郁。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后来，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一样还不行吗？”无奈之下，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担卖菜的……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一笑置之。听到别人夸奖父亲，我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他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坐了多久。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导演之间联系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还站在窗前发怔。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我知道今天准拍不成。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羞愧。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
就艺术表演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的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