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必穷而后工
阿城曾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绝境。他做了一个相对的补充：绝境是一个比喻，可能是任何你碰到的问题，你有这个能量、智慧和经验穿越吗？没有，那就可能是绝境。这句话似乎过于绝对，但遇到的问题至少是一种困境。过去三年，很多人的生活都泛出一番寒意，生活似乎变得无法完全掌控。
我们哀叹、我们焦虑、我们不甘，但内心深处也知道，困境是生活的常态：年轻时候总会感喟穷困，怀才不遇；中年常常遭遇变故或者病痛；老了总要面对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去。而身处困境，人们常常不平则鸣，有一个成语叫“绝处逢生”，那新生的事物可能就是诗。
古代诗人都是如何用诗面对人生困境的？多病困扰之时，韦应物想念老友，他这样写：“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元稹思念亡妻，留下千古佳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白被赦免后乘舟东下江陵，写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名句，但其中透露的喜悦背后，是诗人经过流放、抛妻别子的痛楚。
《全唐诗》的四万八千多首诗，大部分都是羁旅行役的苦闷、求而不得的痛苦、对亲人的悼念以及刻骨的相思，单纯描写快乐的诗句很少。正因此，古人总结道：忧愤出诗人、诗必穷而后工。
人生的诗意时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现实苦难的正视以及对它的超越之上。命运的沉浮，以及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这些人生的遭际，会让诗人有感而发。千年前某人内心的一次涟漪，落在纸上成为诗句，被记录被诵读被流传，引发之后无数代人的精神共振，余音袅袅，直到今天。
生活的诗意：虽然叹息，总是轻盈
在古代，像“我要做一个诗人”这种提法，是不存在的。战国的屈原、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等等，大部分被我们称为“诗人”的那些古人，他一生的主要身份都不是诗人，而是心怀抱负的士子、居庙堂之高的政客、梦想兼济天下的文人。他们认为生命中有更重要的事，而这件事不是写诗。
有时，他们并不活在诗意的“艺术真空”里，甚至要直面“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的现实。在唐代诗人孟郊的小世界里，流露出一种现实的冷峻。孟郊在底层生活过，当他没权没势时，常有人把他当作“路人甲”。韩愈因此对孟郊一直抱有同情：“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
孟郊幼时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屡试不第，贫困如影随形，一生悲苦。但他并不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困境，能眼光向外，关注人间的疾苦。看到百姓生活艰辛的残酷现实，他写下悲天悯人的诗句：“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目睹贪腐的官吏对农民的繁重剥削，他痛心疾首地吟诵：“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
古代农民经常遭受繁重剥削，孟郊用诗记录下了他们生活的艰辛。
他一生都在漂泊，“十日理一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当他晚年当上县尉，终于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时，饱尝世态炎凉的他愈觉亲情之可贵，于是用真挚的情感，给后世留下了“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经典慈母形象，“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被历代传颂，直到今天还被挥洒在各种书法卷轴上。
孟郊不避讳内心的失意，用真切的生命体验去写诗。人生的各种际遇汇聚成了诗，诗是生活的副产品。
相比起孟郊，刘禹锡很早就踏上了仕途，他年少成名，二十岁中进士，三十岁就位极人臣。但他的后半生却遭遇谗言、排挤和攻讦，一路被贬连州、夔州、和州等地，长达二十年。
面对苦难，不同于孟郊，刘禹锡一生乐观旷达，坚毅刚强，更是用诗歌实现了对苦难的精神超越。尽管有数次被贬谪的遭遇，当遇到后起之秀白居易，他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流露出欣喜与乐观；因写玄都观桃花得罪权贵而被贬，但当再次奉调回京任职时，他还敢写玄都观桃花，一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尽显韧性与傲骨。
他告诉我们，要豁然地看待世事的无常，“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但他又并非一味沉浸在前尘往事中，而是劝诫人们“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不必纠结于往事，就算遇到了痛苦与愁闷，生活还是要不断向前。
而比起刘禹锡，王维又更进一步，把面对苦难的精神超越，上升到了禅的超脱与智慧。经历了仕途风波后，他看透了官场沉浮，愈发感觉到人世的虚幻，因此对佛家的超脱有了更亲切的体会，遂在辋川营造了一座别墅，隐居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