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陪她坐在窗边的沙发上，她反跪着，膝盖陷在柔软的沙发里，双手托腮，像是在看庭院里的树。
“你再帮我一个忙吧，秋天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把纸鹤放到树上去。”
“为什么要等秋天？”
“因为红叶子配蓝紫鸟才好看。”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因为我的生日在秋天。”
说完这句她就长久地不说话了，然后时间在这里盘踞了一会儿，一颗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到衣领里。
“为什么要等生日才能放纸鸟？”可惜我那时只是一个笨拙的小孩，我还在追问那不会得到回答的问题。我的笨手不仅没有学会折纸鹤，还没有学会替别人拭干眼泪。
在我的暑期作业写到封底的那两个星期，我和她变得有些疏远，因为我几乎整周见不着她。我妈和护士站的姐姐也时常不在，一整层楼好像没有别人。走廊上的白织灯关了，只有我呆的办公室的灯在玻璃上反射出暗淡的影子。走廊尽头的铁门在稀薄的黑暗里冷冷立着，那头的蓝光透过门缝爬进来。
我攥着新鲜剥开的糖纸想送到她的房间，却看到她房门口站着一个人，窗外昏黄的路灯透过门上玻璃小窗照亮了她的眼睛。她在往里看。
那是我妈。我从没见过我妈这样。她不像平时那样又硬又冷，路灯的黄光把她蒸软了。外面应该刮风了，我听见那棵在秋天即将落满纸鸟的树沙沙响，风把她的眼神也刮动了。
接着她看到了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摊开手展示那张已经平整的糖纸。
“以后你不要来了。”我妈的话把我从某个地方推开，却包含隐秘的歉疚。
我依然放任自己的钝感，把那扇门推开，虔诚地把糖纸放到她桌子上。
过了一天还是两天的中午——我记不清了，我躺在无人的病房里睡午觉。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棵枝条舒展的大树，叶子簌簌落下，在即将落地时变成蓝紫色的玻璃糖纸，树枝上歇着一排纸鸟，扇动翅膀一只一只渐次飞走。我和她在树下站着，我递给她一颗糖，她终于接过以前从来没有接过的糖，剥开糖纸，我们一起把糖果扔到嘴里。咔呲咔呲，我们边嚼边对彼此露出那种默契的笑——就像我们第一次见到时那样。胖手和纤手一起把糖纸翻折、再翻折，两只纸鸟出现在两双平摊的掌心。我个子太矮，踮脚也够不到离地最近的树枝，她把两只鸟一起放上去了。两只鸟一模一样，同样精神，同样漂亮。
我们吃了好多糖呀，秋天终于正式到来了。
我在枕头上醒来，病房里墙是白的、床单是白的、窗框是白的、窗帘是白的，哪里还有梦里那些绚丽的色块？我剥开一颗糖，跳下床，我要告诉她这个梦，以及那个梦里的秋天。
当我推开她的房门，我应该看到了接下来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风把窗帘的一角撩起，夏夜的晚风夹杂着温暖而烦闷的湿气扑到地上，还附带树叶单纯苦涩的汁液的气味。风来到她的桌上，把那片孤零零的糖纸——我三天前放上的，轻柔地舀起，它晃悠、飘荡、落地，像是一个人闭上了眼皮，像是一片叶子落了地。
我再也没见过她。连带那一满罐等待被放归的纸鸟，连带那一年的秋天，我都再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