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我总能碰见蟋蟀。
我的家在二十五楼，离绿化带很远，离种花人家的阳台也远，门窗时常紧闭，但就是会从客厅的某个角落里突然蹦出一只蟋蟀，小小的，黑褐色的，沉默地歇在木地板上。
我害怕虫子，尤其是会飞的、会蹦的、行动迅速的虫子，所以家里常备杀虫剂。我每次都心怀恐惧与愧疚，边喷杀虫剂边向虫子道歉。
我对蟋蟀的处理，更人道一些。在胆子大的时候，我会努力用扫把将它赶出家门，希望它学会从安全通道下楼梯，重新回到土地上。碰上不合作的蟋蟀，我便敞开阳台门，期待它怎么来就怎么回。
在我家乡那个小村子，传说逝去的人如果想再回家看看，便会变成蟋蟀或蚂蚱，因为小而常见，又行动迅速，回家偷偷看上一眼，过夜就会离去。
这个奇怪的说法是妈妈讲给我听的。夏日夜里，我们常常大开着窗户看电视。一天晚上，电视机里突然传来明亮的蟋蟀叫声。妈妈在电视机后面找来找去，直到那只蟋蟀自己蹦了出来，落在窗户边上，半透明的翅膀不断抖动。我吓得跳上沙发，催促妈妈快打死它。
妈妈摇摇头，找来塑料袋，轻轻把蟋蟀一兜，望着窗户犹豫了会儿，还是换了鞋下楼，把它放到小区绿化带里。如此大费周章，并不是城市居民对待恼人生物的惯常行为。这时，妈妈便给我讲了那个奇怪的说法：“会到家里来的蟋蟀和蚂蚱，都是还记挂你的逝者变的。”可是这个说法太单薄了，只有一句设定，没有人物与情节，缺乏故事和冲突。我笑着摇摇头，并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又有一次，已经入冬了，客厅的窗户也不常开，一只蚂蚱忽然出现在客厅正中央。那是一只特别的蚂蚱，个头很大，而且是灰色的，灰得像老人的头发。
妈妈盯着那只蚂蚱看了很久。蚂蚱也没动，伏在地上，像是走到那儿就已经耗光了力气。
妈妈开口时声音很轻，她对着蚂蚱说：“爸爸，是你来看我了吗？我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你往前走吧，别再想着我们了。”
那是个有些荒诞，甚至好笑的场景，但我缩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因为妈妈的声音太柔和、太真挚，像是外公真的坐在客厅里，正面对面地听着。
外公去世得早，很突然，送进手术室前就已经昏迷，没能留下一句告别的话，只剩下藏在妈妈钱包里的，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看望外婆。外婆一个人住在山里，田里遍地都是活儿。她干活儿的时候，我便一个人在家，看看电视，或者坐在院子里翻着书。那只蟋蟀出现的时候，我像是有种特别的感觉，抬了抬头。
蟋蟀离我大约三米远，停在院子里的一块小苔藓上，触须轻轻地摇动着。我屏住呼吸，悄悄站起来，而它跟着我微微动了动。我突然想起妈妈的话，慢慢走到另外一边。那只蟋蟀竟然也转了过来，头始终一动不动地冲着我。
我站在那儿，犹豫，怀疑，感伤，有两个字悬在我的嘴边，却迟迟没有说出来。外婆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我呆呆地杵在屋檐下。我赶忙指给她看那只奇怪的蟋蟀，又说起妈妈告诉我的说法。
外婆听完大笑，一巴掌拍在我肩上，说道：“别听你妈胡说，我怎么没听过。外面晒着呢，快进屋去吃糖。”外婆没有看那只蟋蟀，径直回了屋。她还有很多事儿要做，比如喂猪，砍玉米，晒被子。
后来，我们搬到了二十八楼，新家对着江，江那边是山，偶尔从客厅望出去，像是自己也住在山里。照旧会有蟋蟀飞到屋里来，不像日常问候的飞蛾和夏天专供的蝉，蟋蟀的出场总是很低调，要等到它叫起来，我们才知道它来了。
妈妈还是习惯性地放走蟋蟀，但不会再专程送去花坛里，要么用扫把送去门外，要么把它们关在阳台上。她没有再对蟋蟀说过话，至少在我面前没有。
小时候，妈妈会带我去附近僻静的空地祭拜外公。后来，城市里的空地被高楼取代，我也没办法在每个清明节都回老家。唯一不变的，只有那张藏在钱包里的，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后来有一回，我去日本出差，住在京都的酒店，日式酒店小而整洁。我趴在小桌前处理文件，正对着窗。累了的时候，我一抬头，看见一轮明亮的圆月，如此美而静谧，悬在他乡的夜里，不由得想起人人都会背的那首诗。惆怅片刻，我正要低头，眼角余光瞥见一点黑色。
果然，窗台上停着一只小小的蟋蟀。
我已经格外熟练，用便利店的口袋把它套进去，打一个结，拎着下楼。酒店外不远处就是京都着名的鸭川，河水从古至今穿过城市。这座城市没有高楼，尽力把时间的流速放缓，过去与现在同在。
我走到岸边，把口袋轻轻地抖开。蟋蟀趴在袋子底，一动不动。“走吧，”我小声对它说，“你是不是听不懂中文，认错人了呀？”
草丛里有此起彼伏的各类虫鸣，夏夜晚风送来身后游人的笑声和食物的香气。我蹲在月亮底下，无声地和蟋蟀抗衡。它终于猛地一跳，消失在黑暗里。
我没有起身，而是摸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叫她去阳台上，和我一起看月亮。
我的蟋蟀，请你晚一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