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在一起的一叠纸，便是姥爷的通讯录。我勉强能看出封面上白色的痕迹，是龙飞凤舞的“通讯录”三个字。
通讯录里是密密麻麻的蓝色圆珠笔的笔迹，每一笔都是一座经年的桥，连着遥遥相望的两个人。
每到春节，姥爷就会从茶几下的抽屉里翻找出通讯录，然后戴上老花镜，僵直的手指捋过一排排数字。当手指游移着抵达目的地时，他便会扯着嗓门，把姥姥喊出来。姥爷慢腾腾地按好号码，再把手机递给姥姥。
姥姥总是会嗔怪地瞧姥爷一眼，然后拨通号码，打开免提。姥爷便抱着小抱枕，倚在姥姥的胳膊旁，伸长脖子，瞪大双眼，竭力听清那端传来的动静，努力地在脑海中拼凑出对方早已模糊的面容。我坐在他身边，总能瞧见那早已浑浊的眼球里面透出的不符合年纪的天真。
电话挂断后，姥姥递还手机。姥爷总会僵住一会儿，像是还没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来。少顷，他接过手机，缓缓直起身，抱着小抱枕缩回他的领地——沙发的另一端。他会紧紧抓着看着像儿童玩具一样的手机，像是有些紧张，又有些期盼，扯着嗓门问姥姥：“那个谁，还在不？”
如果那人健在，姥姥则会点点头，然后大嗓门地复述交流内容。姥爷认真地聆听远方的消息，眼里是藏不住的欣喜；如果那人已经离世，姥姥则会摸摸姥爷的手。两张苍老的、干枯的皮肤在彼此的摩擦中传递着一丝微弱的暖意，似安抚，似慨叹。
姥爷又会失神，盯着眼前的通讯录。再过一会儿，他便从柜子底部勾出一支黑色的笔，颤颤巍巍画去那一行，像是判官在画掉生死簿上的人名。一年一度，姥爷就好像只是为了查对纸上的那些人是否尚在人间。
雁过留声。姥爷执着地在通讯录里为那人办了一场小小的葬礼。
年事已高，姥爷能联系的人，就像枯藤老树上的叶子，寒风一卷，七零八落，离了树，归了尘。
我是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的，看着他们从健朗挺拔，到卷曲、干枯，和所有的老人一样，像一片将要归根的叶子。我惧怕这些变化，但我以为他们总是淡然的。直到有一天。
那天，姥爷从短暂的睡梦中醒来，说是梦见了他的孩提时代。他说，他很想念远在老家早已辞世的姑姑，想听听姑姑后代的声音。于是，姥爷翻出通讯录，照例推出他的专属发言人来打电话。
电话接通，另一端却是陌生人，熟悉的乡音带来陌生的音讯。
“换号了。”姥姥凑到姥爷耳边，大声地喊道。三个字而已，却意味着这一辈本就微弱的一丝联系就此断了，以后再无牵连。
姥爷看着姥姥，眨眨眼，半晌没有动作。我以为姥爷没有听清，正要大声重复一遍。可姥爷鼻尖一红，突然流下泪来，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呜咽着。
姥姥匆忙地递纸巾，姥爷没有接，只是用手试图抹掉断了线的泪珠。那双手长满老年斑，脆薄的皮肤贴在青红色的血管上，浸润泪水也没有让它变得鲜活。
看着眼前垂暮的老人，没有人出声询问他哭泣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个单薄的老人因何脆弱。
魂牵梦萦的故乡，没了故人，便彻底沦为他乡。
在姥爷的泪光中，我手足无措。我恍然发觉，原来他也在惧怕衰老，惧怕孤单，惧怕蓦然回首后的物是人非，惧怕那些故人如水消失在水中的无痕。
半晌，姥爷哑着声音说：“我想去趟北毅。”北毅是姥爷的姑姑所在的地方，是姥爷出走半生的故乡。那日，大姨、二姨都在。大姨哄着姥爷说行，却也没继续说下去。二姨说清了现实：“失去了联系方式，如何找得到人呢？”姥姥默不作声。姥爷抹着眼泪，听不见儿女的声音，只是自顾自地安排着日期、路线。
“就五一去吧，开车去。”姥爷如是说，他想看看那里是否依旧长街阔道，是否还有汹涌的人潮。
老人的思念燎原，却没有人将他溢于言表的迫切和期盼放在心上。中年人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生死，再无要事。我只是无力地倚在窗边的阴影里，看见不知名的几只鸟飞向遥远的青山，消失在视野之内的天边。
姥爷只哭了这么一场，或许是因为梦境，或许是因为那日的阴晴触动了他绷紧的脆弱神经。姥姥还是和以前一样，看看新闻，翻翻经书。而姥爷更加静默，像一座孤老的荒丘，立于时光的潮头。
急景凋年。惯例依旧，只是可供问候的远方越来越少，通讯录上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
鞭炮声里，姥爷的世界寂静无声。沙发的角落光影交错，他抱着小抱枕，弓着背，仿佛缩成一团。
茶几上放着那本脏兮兮的通讯录，安放着他所有求而不得的久别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