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其中有两首让我难忘，一首是《今天没有我的信》（董树丛译）：
今天没有我的信，许是他忘写了，或是走了；春天银铃般的笑声在啼啭，船只在港湾里漂荡，摇晃，今天没有我的信……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如此多情的，温柔的我的他，可那是白色的冬季，如今已是春，春天的忧伤有毒，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
在这诗里，仿佛有我。不是在白色的冬季，是在55年前，1968年的夏天。
我去北大荒的前一天晚上，她来到我家。记忆是那么清晰，我煞有其事地读了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给她听。静静的小屋里，她坐在我对面，听得那么认真，明亮的眸子闪着光。我送她出门时，已经夜深。站在大院门口，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家就住在我家大院的斜对门，几步的道，当时哪里想到此一别竟会是那么的遥远。
那天的夜晚，她还和我在一起。而且，她对我说：明天，我到火车站送你。
可是，第二天，她没有来。7月酷热的中午，火车无情地驶出北京站。
我到北大荒的那年秋天，接到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她是从街坊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她告诉我她也到了北大荒。我这才知道，就在我去北大荒的那天凌晨，她家突遭变故，她去了哈尔滨父亲的老战友家。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我在地图上寻找她所在的地方，发现尽管我们同在北大荒，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竟然相隔那样遥远，遥远得让我叹气。
我立即给她写了一封回信。毕竟我们是从小学开始的友情，终于又联系上了，没有像断线的风筝，在乱世的风中不知所终。读高一时，她住校，我们几乎每周往返通一次信。长长的信如长长的流水，蔓延过高中3年时光，湿润了我们青春时节的心情和感情。写信，回信，盼信，几乎成了我们的习惯和生活必不可少的盐分。
可是，这一次信寄出，没有回信。
我几乎天天等她的回信，盼望着能快点儿收到回信。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通讯员，每天到农场场部的邮局取信。远远看见通讯员走来，我大声招呼他，问他有没有我的信。可是，今天没有我的信。
我以为，我写的信阴差阳错没有寄到她那里，于是又写了一封信。依然没有回信。
阿赫玛托娃的另一首诗《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董树丛译）写道：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同邻家姑娘倾谈，只有蜜蜂能捕捉那轻柔的话语。而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我离开北大荒之前，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回忆了青春往事，并将文章主人公写成了她的名字。文章发表在复刊号《北方文学》上，怎么那么巧，恰恰被她看到了。那时，她在北大荒当老师，在学校阅览室里，翻看新到的报纸杂志时，看到了我的名字，进而在文章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断了线的风筝，这一次，真的飞了回来。
我回到北京的第3年，197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她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想想196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里告别，一晃，竟然整整8年过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写得多么好，在苦涩的相逢时，面对的是“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难道，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劫后相逢吗？
她告诉我，我写给她的三封信，她都收到了。那时，她正和一个哈尔滨知青谈恋爱，不知道该怎么给我写回信。在来我家的路上，她都在想该怎么说才好。我家墙上有一个镜框，里面装着我父母姐弟和我的各种照片。这是她非常熟悉的。她坦诚地对我说：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看到镜框里有一个陌生姑娘的照片，自己的心就会安定一些。如果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我轻轻打断了她的话。我不敢说是“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我只能说是动荡的世风，曾经吹断了很多参天大树，吹断刚开始的交谈，又算得了什么？
“今天没有我的信。”那个今天，是诗里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
从今天起，又有了我的信。她回到哈尔滨，开始给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