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的天空，鸟是稀罕物，人们对天上飞翔、地上玩耍的鸟类，充满了善意。
数十年前则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的天空，辽阔而深邃，老鹰高飞，雁群阵阵，抒写着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可“诗画”下的人吃无干饭，菜缺荤腥，他们除了在地里刨食，不得不向天上、水里觅食。
其时在我的家乡，除了家燕，田野上任何一种鸟，都是人们捕杀的对象。无论是翩翩起舞的白鹭鸶，还是踏着季节脚步列阵掠过蓝天的大雁。常常听到一声枪响，一只大雁就从雁阵里栽了下来，其他的大雁惊慌失措，拼命拍打双翼，哀哀叫唤着，向高空、向远方遁去。
尤其是麻雀，曾与老鼠、苍蝇、蚊子一道，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四害”之一。究其原因，是当时的麻雀实在太多了，不管是山上、田间，还是树林、村庄，到处都有麻雀的身影。它们常常成群结队，数以百计、千计，呼啦啦一片，在农田和村庄之间飞来飞去。水稻灌浆、成熟时，它们“叽叽”叫着，呼朋唤友，迅疾低飞，看中哪一片稻田，就像网一样撒落下去，正弯腰做着美梦的稻穗瞬间惨遭蹂躏，生产队的收成遭受损失，农民的肚子更要吃不饱了。
所以，农民讨厌麻雀。每当水稻成熟期，就在田间地头立稻草人，吓唬吓唬麻雀。有的还给稻草人穿上黑衣服或花衣裳，手上绑个小竹竿，远远看去像真人一样，走夜路的人偶然“相遇”，常会被吓一大跳。有的则用竹棍系上一对小铃铛，在酷夏的热风中发出“叮叮当当”清脆的撞击声。这些手段，有一定效果，可终究会被聪明的麻雀识破，稻田还是难免要受损失，毕竟鸟饿了，和人饿了一样，总要找东西吃。就是偷，也要喂饱肚子。
麻雀多到成灾，终于引起众怒。从20世纪50 年代末开始，为了对付麻雀，我国号召城乡统一行动“打麻雀”。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初，刚记事的我还曾见证过一场空前绝后的“赶麻雀”大会战。当时，全村男女老少人人手里拿着能够敲得响的器械，散布在村庄、树林、田间、地头，随着一声哨子响，所有人同时敲响手中的锣鼓、脸盆、铁桶、铁锹、锄头，天地间“轰隆隆”“叮叮咚咚”响成一片，惊得毫无思想准备的麻雀从田野上、从鸟巢中、从树林里全飞上天空。可是麻雀翅膀短，既不习惯高飞，也不耐远飞，飞一阵子，总要找地方落下来歇息。但，苍茫大地哪还有它们立足之处？地与地间，村与村间，县与县间，都是敲锣打鼓的人海。人们就像逢年过节、搞重大喜庆活动一样，个个兴高采烈、挥汗如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手中器皿。
可怜的麻雀惊起又降落，降落又惊起，如是数回，终于有许多麻雀，累得趴在地上，摊开两只小小的翅膀，无力地拍着地面，“噗噗”，“噗噗”，声音越来越轻，直至动弹不得。人们开心地将它捡起来，当战利品交到生产队里换工分，捉到的麻雀越多，得到的工分就越多。
在与麻雀的战斗中，“好战”的我是一名持续作战的小战士。我不但见证并参与了那场“大会战”，平时还喜欢自发地开展“小组行动”或“单兵作战”。
麻雀是天生的乐天派，整天一副优哉游哉的逍遥样，乐于与人保持有距离的亲近。一到黄昏，散落田间地头觅食的麻雀，会飞回村庄周围的树林集合。它们最喜好栖息的树木是大榕树，因为大榕树树冠大，树叶茂密，麻雀落在上面，和椭圆形的树叶融为一体，让人只闻其声，难觅其踪。麻雀们汇聚树冠，就像在广场上开万人大会，却不见有领导和主持人，所有鸟儿都争先恐后发言，“叽叽喳喳”说着一天的收获，而且没完没了，好不烦人。
有一回我放牛回来，天快黑了，它们还在吵吵闹闹。我悄悄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称手的石子，人还没站直，石子已突然离手，像箭一般又狠又准地往树冠砸去，一只麻雀应声落地，石子却没在了密不透风的树杈里。鸟群四散而去，树林安静了，只有那只倒霉的麻雀被我拎回家拔毛炖汤，吃到肚子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