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队的知青一共有六位，阴盛阳衰，只有一名男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本土化严重，除一名上海知青外，其他的来自霍邱县城。这些知青，一个个长得很好，男的英俊，女的秀美，言行得体，能歌善舞，与村里的父老乡亲迥然不同。
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主要成员就是城里来的这些知青们。我是他们的铁杆戏迷。无论是在大队部，还是在劳动工地，无论是在王庄、朱庄的晒场，还是在队长、会计的家门口，我都是演到哪儿追到哪儿，一场不落。浓重的夜色中，一盏盏马灯点亮，一声声锣鼓响起，知青们粉墨登场，咿咿呀呀地唱，像模像样地演，虽说都是样板戏或者革命小戏，但他们演得有滋有味，我看得聚精会神。看久了，很多动作、台词、唱腔烂熟于心，在当时那个精神食粮严重匮乏的年代，这恰好完成了一个农家孩子童年时代的艺术熏陶和启蒙。
我知道他们说戏和排练的那种投入那种认真劲儿。我很小的时候，就静静地站在一旁，看他们边讨论边表演，不知不觉也学会了一些唱段。知青们听了，很高兴，每次都送我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还促成了我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那是一个冬天，全公社水利兴修大会战，为鼓舞士气，决定在工地上举办一台文艺演出，要求每个大队提供一个节目。知青们居然想到了我。他们说，五岁的娃娃上台演唱，那才叫一鸣惊人呢！也许是激活了我的表现欲吧，在他们的撺掇和鼓励下，那天晚上，我戴一顶铁路工人样式的帽子，围一条劣质的围巾，穿一件深蓝色棉大衣，拎一盏自制的红灯，扮作《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模样，真的走上戏台秀了一把，赢得了民工们发自肺腑的喝彩声。时隔多年回想回想，那次由知青们荐导的演出，对我的精神成长影响很大，它催生了我的兴趣爱好，历练了我的胆量和勇气，开启了我几十年孜孜以求的文艺之路。
知青们排练之余，也会饶有兴致地带我玩儿——踢毽子，跳绳子，猜谜语，做各种各样的游戏；谈天论地，说古道今，讲民间流传的故事；拉家常，话身世，叙述城市风物，描绘农村之外的世界……知青中，赵忠玉等几个武装民兵甚至在荷枪实弹大练兵的时候，也不忘记带上我一旁观看。说实话，那“飒爽英姿五尺枪”的风采，那“沙场秋点兵”的场面，给一个农家少年带来多大的震撼和乐趣啊！
有一个知青还曾救过我的命。她叫归秀华，来自千里之外的上海市普陀区。记得我小时候打摆子，发作后体温一路飙升，浑身发冷发抖，头像炸了一般的痛，一阵阵翻江倒海呕吐不止。乡下复方奎宁等药物短缺，大队卫生室的赤脚医生和公社医院的大夫们一个个能诊不能治，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被病痛折磨得黄皮寡瘦、奄奄一息。归秀华发现后，当即修书上海托亲告友找关系，好容易帮我弄到了几盒复方奎宁。对症下药好治病，病魔和死神最终远离了我。
我长大成人后，归秀华早已回了上海。我不止一次打听过她的单位和住处，始终不得而知。前几年，我儿子定居上海普陀后，每当走进魔都漫步普陀，我更加留意归秀华的下落，依然杳无消息。她的救命之恩，也许，我只能在心里深深铭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