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9日上午，我与几位老友驱车前往浙中坦洪乡金川村。
到目的地前，过清修禅寺。入内小憩，饮寺中香茗数杯。辞别盛情招待的住持，开始步行。
见得寺前一条傍山河流，河边竟有一棵百年虬劲马尾松凌伸河中央。河上建有一座木构仿古廊桥，通体褚色，调就几分古韵。溪水潺潺、老松映水、廊桥灵动，勾勒出一幅山水墨画的好景致。
继续行走，又见河畔有赤红色山崖，陡峭似墙。崖壁上凿有几处明清文人雅士题刻，有的已被今人填涂红漆，很是醒目。溪边村落白墙黛瓦，水泥道路整洁坦平。大樟树上的喇叭传来悦耳乐曲，树下有三五穿红着绿的男女伢儿正在追逐嬉闹。
无心流连美丽景色，直奔金川村，我要去探访那座稀罕之塔。
十分幸运，在村头遇上一位白发老翁，我说明来意，老人欣然应允带我们上山。大喜过望，紧随他前去。
村西的山峦不见险陡。行约不到半个时辰，眼前出现几十亩种植猕猴桃的岗坡地。冬日里的这种果树低矮颓萎，仅存零星黑色叶片在风中摇曳，有些荒芜悲凉。
“你们要看的那塔就是它。”老人用手指着不远处对我们说。抬眼望去，果园一隅的一座隐于荆棘丛中的四方型状的矮小砖塔，兀地映入我的眼帘。
这“塔”和我以往观瞻过的雄凛高耸的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塔被周边的灌木无情包剿着，连塔顶都长出了成人手臂般粗细的乌桕之类的杂树藤蔓。离塔身很近，却有一棵粗硕的古柏恒自守护着它，这棵柏树高约十几米，曲虬向上，柏树的下半部的老皮几乎全部脱落，愈显伛偻龙钟。
我们拨开棘手的茅草和灌丛近距离接触到它，只见这塔高约三米不足，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四周塔壁的石灰仅存斑驳星点，暴露出塔身已覆黑苔的四根直竖石柱和青砖。这塔的四个面在距地约两米高处分别都开有狭扁的洞窗，光亮是绝难照射进去的，黑咕隆咚地悚人。因为知道里面的那些故事，我不敢多瞅几眼，只能和友人在远处拍下些照片，留作此行记录。
这就是我看到的“弃婴塔”，一座在毛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里写到过的“婴儿塔”（弃婴塔）。
旧时，弃婴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存在，但民间俗称却很是不同。比如在山西洪洞一带被称之“土塔”；在浙江的永康、武义一带被称之为“火筒塔”、“孤童塔”；有的地方把这种塔也叫做“白骨塔”、“百骨塔”、“积香塔”，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无论怎样称呼，都离不开一个事实，这类“塔”就是埋葬那些生不逢时被遗弃的婴幼儿童的一座集体墓地。
如今，随着漫漫岁月的逝去，像在浙中金川村山上的弃婴塔实例，应该已经凤毛麟角，在平原地区更早已难见它的踪影。
行前我从清代笔记中了解过它的前生今世，如今真的驻足它的面前，凝视着它的残破面孔，耳畔总觉有婴儿的哭啼隐隐传来，心情很难用恐惧、惊诧、悲怆、哀婉这些词汇来形容，徒留几声叹息。
百年风雨过后拂开历史的帷幔，我穿越到了那个潮涨潮落、辉煌与衰败交织的朝代。
那是清初的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又是多么的繁荣，人口又是何等的骤增。但在农耕时代的男权社会，男性意味着直接劳动力，稻粟归仓、卫国保家全靠着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就像空气飘散流传了千年百代，女性更是被作为依附而遭受彻底的挤压。
我无法知道我眼前的这座塔里堆积过多少婴孩的噩梦。旧时代人们的生育无法控制，“无用”的女婴率先被放弃。或因女儿之身，或因疾病早夭，遗弃和繁衍就像连续剧一般播映，捂死者有之，扔进河流湖泊中淹毙者有之，她（他）们就像垃圾一样被扔进了建造在荒山野岭砖砌的塔中，任凭虫噬蚁啃，化为粉齑。
晚清时，这种陋习愈演愈烈，达到了顶峰，这场人间悲剧，曾被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位英国女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来，我看到过那张照片，一张“福州婴儿塔”的照片，每当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回村的路上，当向导的金川老人对我说，他有八十几岁了，他的长辈曾对他讲起过一件真实的事情。某个夜幕降临的傍晚，山民干完活路过这里，听到过塔内隐约传出呜咽的婴儿啼哭声，这哭声夹着山风的啸声，听起来令人毛发悚立。老人还告诉我，这种塔建造时还要远离祖坟，怕惊扰了安息的祖先，旧时都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敲键盘的手感到无比沉重，我想起了一首专门写弃婴塔的五绝诗：“绿阴孤塔影，风雨问谁成。石刻青砖里，几多婴泣声。”我还想起了一位名叫高登·康宁的外国女作家，在她的《中国漫步》一书中，她对在中国见过的弃婴塔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论：“这些鸽子屋形状的建筑，是用来收容婴儿和儿童尸体的。这些孩子夭折太早，灵魂还没有完全发育……人们是想通过此举求得心灵慰藉。”我以为，这是她用玫瑰之心说出这番话的，偏颇与否，我不忍再去置评。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代的文明进步和人民的安康开化，这百年前的旧陋习早已销声匿迹。我探访一座见证过封建时代的特殊建筑，回眸这最后的塔影，只不过是想让人们知道一段畸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