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一粒微尘，可他的一生，却烙着清晰的历史印痕。
爷爷出生于1900年的秋天，他出生前后，家族正处于鼎盛期。其时爷爷的爷爷执掌着一份偌大的产业：数十亩良田，开在附近几个集镇上的牛行、油坊、染坊。凭借着这份产业，在附近方圆四五十里内，我的祖上都能称上是大户人家。
1907年，爷爷的爷爷在撒手红尘前，把家业依惯例交付给了他的长子一一我爷爷的大伯父。我爷爷的父辈兄弟五人，其时都已经成家，但没各自立业，因为旧时讲究“四世同堂”。爷爷的爷爷走了，爷爷的奶奶还在世，爷爷的父辈兄弟们就不能分家单过。“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爷爷的爷爷走后，爷爷的大伯父在大家庭里当家主事。他当家三年，因为嗜赌，败光了所有家产，把大家庭经营的牛行、油坊、染坊以及几十亩良田全部抵赌债仍不够，最后只好把聚家而居的高房正屋抵押给了债主，大家庭数十口分散迁居到原先长工、牲口居住的低矮的边屋里。田地没有了，长工散了，牲口也都卖掉。爷爷的奶奶经此事变后不久撒手人寰，爷爷的父辈兄弟五人遂分家单过。说是分家，其实却无家可分，他们各自落脚在低矮的边屋里，各过各的生活，就算是分家了。为了养活自己和妻儿，他们不得不放下昔日的“东家”身份去给别人当长工。这一年，爷爷从待了三年的私塾里走了出来，成了一名给别人家放牛的小牛倌。爷爷的大伯父后来不堪长工之苦，加上羞愧难当，在他母亲死后不久自挂于东南枝。
爷爷的父亲在他的兄弟中排行老二，在他那败家的大哥死后，承担了事实上的兄长责任，只是一无所有的他根本无力振兴家业。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靠给人做长工盖了一片低矮的半拉披撒房子（只有前坡没有后坡、无梁柱的房子），给四个儿子分别娶了亲。1925年，爷爷的父亲离世了，在这年的前两年，爷爷的母亲已与儿女们长别离了。爷爷的父亲离世后，爷爷和他们的兄弟们依习俗分了家，爷爷和奶奶分得两间半披撒屋和一点点生活用品，开始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分家单过的爷爷，彼时年轻气盛，最大、最迫切的梦想是想凭自己的力气盖三间高房正屋。为了早日实现梦想，他不给人当长工，为的是可以去“挑大扁担”。“挑大扁担”比当长工挣的钱要多，也辛苦得多。所谓“挑大扁担”，就是人工挑货往返于家乡与武汉间做买卖。我的家乡离武汉三百余里，解放前有一群汉子，在农闲，尤其是正、腊月期间，他们把乡间的农副产品挑到武汉去卖，卖完农副产品后，就地买点工业商品挑回乡村卖，来回一趟大约需十天，一担挑百十斤，他们挑货的扁担较之一般人家常用的扁担要长要厚，为的是防止在途中折断了，因此人们称他们用的扁担为“大扁担”，称他们为“挑大扁担的”。爷爷从1925年分家开始“挑大扁担”，直到1949年解放后政府不准“挑大扁担”为止，去掉其间为逃避“抓壮丁”他跑到江西给人扛长工不敢归家的3年，共挑了21年大扁担。
爷爷虽然以盖房立业为宏愿，但在我父亲和我叔叔到了该入学的年龄时，他毅然决然的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入了学堂。我父亲在私塾里念过十一年的书后才下学谋生，我叔叔因年龄之故，只念过一年的私塾就解放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私塾撤了，爷爷把我叔叔转到公办学堂继续念书。一个“挑大扁担的”，能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孩子读书，这在那时的农村，是了不起的有见识之举。不要忘了，爷爷是念过三年私塾的。虽然供养孩子念书，但爷爷盖房的雄心从没稍减。为了能拥有真正的房子，爷爷竭尽所能，省吃俭用努力地挣钱、攒钱。奶奶心疼爷爷“挑大扁担”活重，偶尔给他开个“小灶”：为他煮一个咸鸭蛋下饭。一个咸鸭蛋，爷爷早、晚两餐用它下饭，竟然能吃三天。1946年秋天，他拿出自己二十余年的积蓄，从一个远房兄弟手中典了三间青砖瓦房，典期三年，典价为200法币。奋斗了大半生的爷爷，到此基本上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宏愿。从当时情况看，那个败家的远房兄弟几无可能再赎回这三间青砖瓦房。可幸福总是短暂的，仅仅过了两年多，1949年春，一提筐白菜就可以卖200法币，爷爷那个典房的远房叔叔用卖一提筐白菜的钱又赎回了自己的房子。爷爷不懂得什么通货膨胀，他只知道自己大半年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他那个当初典房的远房兄弟赎回房子后曾在人前说：“老四（我爷爷在他兄弟中排行第四）一生忙有什么用，只值一提筐白菜钱。”我爷爷听说后，硬气地回了句：“我还供我娃上学了。”他全然不管其时我父亲闲在家里无事可做，读书一点也没显现出对生活的实际帮助，爷爷的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