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爷爷的大伯因赌败光了祖传的庞大家产，解放后爷爷和他的兄弟们都被划为贫农成分。解放初，爷爷凭借贫农成分，分到几亩田地，翻身成了土地的主人，他的喜悦和对政府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1951年，我父亲通过政府的招考成了一名“公家人”，这让爷爷倍感骄傲，他为自己当初供娃念书的眼光而自豪。有了自己的田地，长子吃着公家的“俸禄”，爷爷建房起屋的梦想越来越迫切。1956年的秋天，爷爷终于踏踏实实的圆了自己一生追逐的梦想一一建了四间属于自己的灰瓦房。墙壁虽然是土坯砌的，但房子较之披撒屋既高大又敞亮。爷爷说：“住这样的房子，死也闭眼了。”同年冬，爷爷又为我父亲操办了婚事。1956年，是爷爷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年。1957年，农村实现了高级合作社，当初政府分给爷爷名下的田地又被政府收归为集体所有，对此爷爷毫无怨言。从朴素的人生观出发，他认为这一分一收，公道的很。在社里，他本本分分地做他的社员，一切听从社里的领导安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滴汗珠摔八瓣，从不偷懒使猾。这一切，不仅含有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最为朴素的情感，也含有他对共产党、对政府的知恩图报之情：没有共产党，没有新政府，他就还是一个“挑大扁担的”，家里也出不了一个“公家人”，也建不了四间大瓦屋。接下来，1958年社里办大食堂，颗粒归社，全社所有的老老小小，都在社里统一吃“大锅饭”。我爷爷能想得通“颗粒归社”：土地是社里的，粮食也统统归社，该当的（意为“应该的”）。但他对各家各户养的鸡、鸭、猪、羊也统统无偿地被社里强行征收想不通，在人前发了几句牢骚话，结果有人把他的话添点油、加点醋后汇报到社里干部那儿。社里的干部就组织人开了我爷爷的一场批斗会，爷爷在批斗会上被迫认错，还挨了几个“积极分子”的老拳。这场批斗会，让爷爷伤了元气，似乎一夜间他就苍老下去了，变得日渐沉默寡言，整日低头干活，很少抬头开口。我父亲听说爷爷挨了批斗后，专门请假回来解劝他，他不愿多说这个说题，只是“哦、哦”地应着，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
1959年冬天，我那勤劳了一生，在土地上耕作了一生的爷爷，带着“小娃子还没有成家”，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遗憾，空腹撒手而去，没有力气挥手告别亲人，也没有从人世间带走半粒粮食，甚至连草皮树根也没有带走一星半点。爷爷生前，最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因饥饿而死吧。因为他是农民，农民是种粮食的人，不应该因饥饿而死。
我的爷爷，其寿仅一个甲子，可他却历经了大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亘古未曾有过的大变革时代。爷爷是一介草民，他一生所关注的也仅仅是衣食住行，是处于社会这座大金字塔最底层的一个小人物，无论是他的出生，还是他的死亡，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会、也不可能溅起一朵细微的浪花。像爷爷这类小人物，似大雁飞过天空却不会留下痕迹一样，他们在历史中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小人物左右不了时代的风云，可时代的风云却左右着小人物的命运。
爷爷离世十年后我才出生，关于爷爷的陈年往事，是我父亲在漫长的光阴里以闲言碎语的方式讲给我听的。通过父亲的闲聊，对爷爷的一生，我浮光掠影地知道一、二。谨以此文，祭奠于我那长眠于地下的爷爷，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生前与死后都寂然无声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