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提到自己长辈时说，“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儒林外史》里确有很多篇幅在写吃，其中最醒目的吃货是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自带一副红烧肉气质，走到哪里，哪里就显得开胃。蘧公孙请他吃饭，摆出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听见，又添出一碗来，连汤都吃完了”。而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时候，更是一路茫然大嚼，也顾不得看湖景看女人，满眼都是饭馆，“透肥的羊肉，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相府老太太读到此处，多半晚饭也会多吃一碗。
和马二先生适成对照的，是天长才子杜慎卿。杜慎卿是《儒林外史》中第一位雅人，雅得几乎不怎么吃东西。比如他摆酒请客，一上来就声明，“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鲥鱼、樱、笋，下酒之物，与先生们挥尘清谈”。摆上来，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樱桃宴的次日，人家在聚升楼酒馆回他的席，点了一卖板鸭、一卖鱼、一卖猪肚、一卖杂脍。“众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这和马二先生几乎不像是一个物种。
《儒林外史》里的人物几乎都有生活原型，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个杜慎卿像是袁枚。杜慎卿熏香，袁枚也熏香；杜慎卿好男色，袁枚也好男色；杜慎卿声称自己纳妾是为了解决后嗣问题，袁枚也是“无子为名又买春”；杜慎卿肯下嘴的几种食品，也都在袁枚的《随园食单》里出现过。吴敬梓一直看袁枚不顺眼，趁写书的时候把他抓来刻薄一番，确实大有可能。
袁枚这个人，思想在当时还算通达，有时还喜欢标新立异。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这本是袁枚的过人处。但他的通达，不像是源于严肃的思考，更像是轻薄的叛逆，所以通达起来也显得古怪。比如他反对歧视再嫁妇女，但他的理由是娶非处女符合老子“不为天下先”的宗旨。“八珍具而厨者先尝，大厦成而匠人先坐”，所以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理由，实在让人难以评价。周作人最喜欢表彰古代的女权主义者，俞正燮和袁枚都有过为女性辩护的言论，周作人对俞正燮赞不绝口，但提到袁枚，“我总不大喜欢袁子才的气味，觉得这有点儿薄与轻”。俞正燮和袁枚确实是两种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俞正燮对女性的同情是向外的，不指涉自己。而袁枚则是同情着同情着，就不由自主地吊膀子靠过去了，让人不由得想起《儒林外史》里说，“雅得这样俗”。
吴敬梓和袁枚一向不对付。两人同住南京，朋友圈也有很大交集，但两人却几乎毫无往来，只是遥遥地在文字里互相刺对方两句。我觉得吴敬梓对袁枚的厌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者看待世界的方式绝然不同。吴敬梓是个聪明的刻薄人，把人情世故看得一清二楚。但在内心深处，吴敬梓是一个热诚的理想主义者，冲劲儿上来的时候简直不计后果。比如他在南京修泰伯祠。
《儒林外史》里也提到过这件事，为什么修泰伯祠这么重要，成为书中的核心事件？这是因为吴敬梓把泰伯祠当成了理想的象征。当时他已经很穷了，还非要筹款修建，钱不够，他居然把房子都卖了，后来靠种菜打短工过日子。这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理想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儒林外史》里那些理想化的正面人物，也都说得含糊其辞，无非是些老生常谈的废话。吴敬梓只知道，世界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在他心目中，世界是一个严肃的所在，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为之战斗。
而袁枚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泰伯祠，而是他那优雅的随园。在袁枚眼中，这个世界更像是一个大游戏，或者一场大宴席，像他这样的才子，当然有权在这个宴席上占据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但对待这些思想也不如何认真。他真正在乎、真正迷恋的还就是自己。就像吴敬梓笔下的杜慎卿，大家都在雨花台赏景，他却独独在“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