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我们姐弟五个就起了床，在院子里跺着脚，搓着手。其实，父母亲起得还要早，他们已分头行动，母亲去了菜地里，父亲去了村小门口，那里有个平时没有、今天必须要有的鱼肉菜市。
我们在等，等父母亲的归来。
太阳从低矮房屋背后爬得越来越高了，阳光从屋顶斜切下来，把院子分割成昏晓两半。明天，可以说这是旧年的阳光，可今日，它一点儿也不旧，它是那么的新鲜，把破旧简陋的房屋浇染出金黄的年味。
父亲回来了。
远远地，我们看见他右手手指勾着的粗粗的稻草绳下系着一条胖头鱼（鳙鱼）。草鱼太贵，鲢鱼太小。每年的除夕清晨，父亲必是第一个赶到村小门口，他是奔最大最重的那条胖头鱼而去的。
跨过小院门槛，走到院子中央，父亲在我们面前停住。他提起手中的胖头鱼，满脸骄傲地说：“最大的，被我抢到了手！”胖头鱼张着大嘴巴，鱼头巨大，两鳃尤似罩着房身的瓦面，鱼脊乌青修长，白皙透红的鱼肚骄傲地挺着。
看着胖头鱼红润的嘴唇一张一翕，仿若说着“呵呵”，我们也呵呵地笑了起来。这时，母亲也从菜地里回来了。年开始过起来了。
父亲杀鱼，我蹲在他的对面，负责剖鱼头时用木槌敲打父亲手中杀鱼刀的刀背。两个姐姐用长长的竹竿扎上稻草，扫除墙角墙体的蜘蛛网。两个哥哥各自端着一盆清水擦洗桌子凳子。母亲独占厨房，调遣着手中的刀，把主菜、配菜雕琢成精美的模样。
傍晚，年夜饭开煮了。母亲是厨房里的将军，精通厨艺里的兵法，什么时候往锅里下菜，什么时候浇油，什么时候放盐，不同的主菜加哪一种配菜，这些她拿捏得精准到位。我打助攻，负责放火，配合母亲的手势，把灶膛里的火烧旺或调小。
做鱼头汤了。我默契地压小火力，母亲沿锅底端的壁体淋上一道油，接着将用薯粉、盐、姜、少许酒腌好的鱼头块，用筷子一块一块夹着放入锅中。煎了一小会儿，用锅铲将每一块翻转过来，再煎一小会儿。之后，她撒上切得细如竹签的萝卜丝，然后加入足有小半锅的清水，细火慢煮。母亲晓得，没有这小半锅的汤，是不够我们这五只馋猫分的。
锅里的鱼汤慢慢变白，最后，在咕咕的沸腾声中变成了乳白。可以起锅了。母亲拿起那个大大的、棕褐色的土钵，将鱼头块小心铲起放入钵里。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她不允许它们散架，她喜欢看着我们用嘴分解鱼头块。把所有的汤铲完后，母亲在汤面上撒上葱花和切得细碎的芹菜嫩叶。青绿乳白的胖头鱼汤就端上了厨房的小圆桌中央。
年夜饭上，我们挤坐在小圆桌旁。灯光昏黄，厨房四壁破旧，我们内心却是满满的，暖暖的。母亲边给我们夹大菜、芹菜，边说你们快快长大，要变得更勤快。父亲则让我们往碗里舀满鱼头汤。身为中学物理老师的他不无幽默地说：“多多吃胖头鱼汤吧，希望你们都长有一颗爱因斯坦那样的大脑袋。脑袋越大，越聪明。”
我们喝着鲜美的鱼汤，用舌头和牙齿拆解着鱼头。屋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可它遮盖不住我们一家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