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陕西形成一个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经发现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礼仪性建筑，这些现在还在继续地发掘中。
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写的《万古江河》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
二
我在《万古江河》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1505年欧洲人攫取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
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它，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跟这个对手做个交叉，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单向的学习。
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这样我们才能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系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整顿。
各位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对不对？“天龙八部”这名词出自佛经，包括“非人”“天”“龙”“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呼罗迦”八种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这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中国人则讲究“天人合一”，注重“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调节、和谐。
这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换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观念就是永远成长、永远扩张、永远要“更高、更快、更好”。但这也就意味着永远在浪费自然。在这个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国和印度学习。
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所以，世界并不是那么公平。
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
当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种情况可行。这种危机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