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不仅是智力的成长和能力的提高，它同时也是人生境界和生命信念的基础。在我看来，学问与人生之间的关系分为七个不同方面：
第一，学术精神让我们能够真实地形成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
只要投入过一段时间去探索生命真理，去求学问，就一定会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知识越多，越会察觉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从学术体验中形成的学术精神，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保持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我永远不会自以为是，好像真理在握；我也许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对学术的某一个领域做出过一点儿贡献，但我自知不知道的更多。这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在不做学问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去思考问题。这是学者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要在大学四年里养成。
第二，学术精神让我们拥有了开放的头脑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习惯。
大家来到大学，跟老师同学一起研究这个学科领域里的重要问题，一定会有很多讨论。在这种讨论的场合，我们不仅要发表自己的见解，更要聆听别人的见解。尤其是自己的观点遭到反对的时候，能否继续用心倾听？能否打开心扉接受不同的意见？不要认为自己获得的东西就是唯一正确的。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已。所以，经过四年的学术探索和学术体验，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开放头脑。
第三，学术精神让我们拥有了自我批判的勇气。
一个人要自我批判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成熟了，经历过许多人和事之后，会慢慢地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从这一点而言，我非常佩服梁启超先生。他总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总是在自我批判中前进。他本来追随康有为先生时，是推崇君主立宪制的，后来他接受了“共和”的观念。“以今日之我批昨日之我”，是需要勇气的，这就是自我批判的勇气。在学术研究中，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会让我们受用的。哪怕将来我们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走上社会实践岗位，在取得一些成绩以后，也千万别忘了，还是要保持这种自我批评的勇气。
第四，学术探索的体验让我们总是能够把一个要处理的具体问题，放到学问的意义系统中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它。
有时候，老百姓也会碰到我们研究的问题，但他们不会从学术方面去思考，往往只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发问：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摆脱困境？当然大家都有这个目标，但是理解问题的性质、来龙去脉，就需要把它放到学问的意义体系中去思考。所以，在大学毕业前完成一篇学位论文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就要求我们把学术问题放在一个意义的背景中去重新考量。
第五，我们永远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一个问题。
这是学术体验，也是学术精神对我们将来人生的一个重大意义：系统地谈论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意义中去严谨地思考，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哪怕日后做的事情和大学里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在面对要处理的现实事情时，我们仍旧保持这种思考习惯，这就是我们将来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可能成为领导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商人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明朝的李梦阳有一句话说得好，“诗与商，异术而同心”，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虽然不一样——“异术”，但“同心”。
第六，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在学术体验的过程中赢得了学术之精神。
这种精神让我们在一生中总是怀有精神的饥饿感。身体健康的标准是什么？胃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对食物有不可抑制的欲望，这就是身体健康的标志。那么，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呢？也是饥饿感。无论对这个世界，还是对所学的专业，总是觉得目前所知是远远不够的，总是满怀着各种好奇心，总是觉得有许多事情更想去了解，这就是精神上的饥饿感。
牛顿晚年说：“我就是一个孩子，在海边捡贝壳，捡了一辈子，每捡到一个贝壳，我就很喜悦。”永无餍足的精神饥饿感是心理健康的根本标志。所以，一个人太成熟会让人害怕，因为太成熟，会精于世故，会以为自己样样都懂，这基本上也就是成年类人猿的表现。类人猿跟人最相像的阶段是幼年，充满了好奇心，不断模仿、学习，慢慢长大成年了，就觉得自己样样都懂，开始教训起幼年类人猿了。我们不能像成年类人猿那样。四年的大学生活，应当让我们在学术精神的获得过程中，形成终身不会失去的精神资源，无论工作多忙，一有闲暇时光，总是想学到更多、更好、更高境界的东西。
第七，学术精神总是能够将我们有限的人生与不朽的东西连在一起。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那么人生的意义应当寄托在哪里？我认为不应该寄托在有限人生中所面临的这个或那个东西，因为没有什么是长久不变的。我们不能依靠其中任何一个自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靠着抓住它，从而使人生有意义。比如，一个人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豪华别墅。他认为，从今天起自己就会很开心，从拥有豪华别墅起，美好人生就开始了。这是不可能的，最起码，豪华别墅将来由谁来居住，这个人就不可能知道。他只是一个暂时的驻留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别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座旅馆。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有限、渺小的，那么虚无人生到底在哪里获得意义呢？我认为只有和不朽的东西连在一起，它才会有意义。在追求学问和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才会赢得、领会到某种不朽的、超越的存在，它高于每一个“小我”，让每一个“小我”的生命无意义。比如音乐家，在音乐领域里取得了一点成功，赢得了鲜花和掌声，他会感受到音乐造就了他的生命意义。倘若世界上没有音乐，他的生命意义就无从寄托。于是音乐家到了晚年，当他在演奏或者表演创造方面的能力开始衰退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学生，悉心照料弟子。这就是他对不朽的音乐事业的感恩和报答。而我们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也会领悟到这种超越的东西。
大学不应仅仅追求对社会精英的培养，而更应该致力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担当天下的脊梁。竺可桢说得好，切莫以为来到大学就是为了将来能做工程师、医生。人们来到大学做学问，应该是为了将来能够担当大任、转移国运。这些话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沉重，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我们必须抓住这份沉重。所以，黑格尔在受邀到柏林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后的第一次讲课上就说，年轻人在大学里面应当干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追求真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德峰教授的讲座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