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的博弈
西晋武帝时期，汲郡（今河南卫辉）有一个叫不准（fǒu biāo）的人。一天夜里，不准偷偷地潜入到了战国时魏襄王墓中。经过一整夜的搜索，不准在墓中收获颇丰，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珍奇异宝，还有大量竹简。不准盗墓成功后便带着财宝走了，而那些竹简则留在了原地。后来，墓旁边村子的村民发现了这些竹简，便将此事上报给了官府，晋武帝司马炎得知此事后派人将这些竹简尽数收集起来。经过整理，晋朝史官惊喜地发现，这些竹简上竟然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写的一部史书。由于它记载在竹简之上，晋朝史官便给它命名为《竹书纪年》。由于未经秦火，该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说明一下，经过晋朝史官整理的《竹书纪年》是完整的十三卷本，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时的晋国以及战国时的魏国的历史；到了明代，坊间又出现了完整的二卷本。因此，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近百年间，学者对于”今本“的真伪与价值存在不同观点。基于规避争议的考虑，本文就以”古本“的记载为准。
当晋朝史官仔细地研读了《竹书纪年》全书后，惊奇地发现，这本书所记载的历史与当时的史学权威着作《史记》有诸多不同甚至相悖之处，其中最令世人震惊的就是其中关于尧、舜禅让之事的记载。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上古时期尧、舜之间的权力更迭都是通过禅让。例如尧年老的时候看到舜这个小伙子是个”五好青年“，于是主动退位，让舜当天下共主。可《竹书纪年》却记载道：”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没有什么你谦我让，只是尧年老昏庸失道，被舜流放囚禁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并篡夺了尧的帝位。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儒家史学体系代表的《史记》，为什么对同一件事的记载和《竹书纪年》如此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影响。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诸侯割据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儒家和法家。两者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儒家认为人性本善，通过教育和道德即可维持社会秩序；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
战国初期，在经历了”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正式成为诸侯，其开国君主魏文侯（前446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法家领袖李悝为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李悝变法“，魏国因而走向富强，法家思想遂成为当时魏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到了战国中期，魏国已经衰落，此时正值善于左右逢源的魏襄王（前319年—前296年在位）在位期间。魏襄王的”左右逢源“不仅体现在他对秦国的时战时和，更体现在他在坚持法家的同时并不打压儒家。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魏襄王曾经接见过孟子，但孟子对他的评价不高，认为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在二人讨论政治时，孟子讽刺道：”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可以看出，魏襄王对孟子推行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分”感冒“，由此推断，此时魏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法家思想，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成书于魏襄王时期并且随魏襄王一同带入坟墓的《竹书纪年》将尧、舜禅让之事描述为”舜篡尧位“了。
此外，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说疑》中记载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甚至在儒家内部也有和法家相似的声音，例如《荀子·正论》记载道：”夫曰’尧、舜擅（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由此可见，《竹书纪年》所描述的”舜篡尧位“在当时的文献中绝非孤例。
历史事件须理性探究
在盛行”厚黑学“的今天，总有一些人对《竹书纪年》所描述的”舜篡尧位“深信不疑，他们过分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并以此为依据认定儒家描述的”尧禅舜位“是不符合人性的。
然而，笔者认为，关于尧、舜禅让之事，可能既没有儒家说的那么美好，也可能没有法家说的那么暗黑。也就是说，儒家和法家对这件事的描述可能都错了，因为禅让制本来就是那个年代的规矩，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必然产物，既不像儒家描述的那样完全基于道义和美德，也不像法家记载的那样充满了权谋和斗争。在部落联盟时代，禅让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种相对公正和有效的权力转移机制。
可以说，无论是儒家的”尧禅舜位“还是法家的”舜篡尧位“，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其最终目的都是在位各自的学说做背书。这提醒我们，在解读历史事件时，需要保持一种理性的批判性思维，不被单一的解读所限制，而是要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并结合时代背景去探寻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历史的真相往往比任何单一的解读都要复杂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