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电影海报所言，“干一票大的”，《周处除三害》确实干了票大的。它与众不同的犯罪叙事、拳拳见血的暴力、对肉体痛苦的极致渲染、对精神控制的妖魔刻画，再加上充斥全片的对人性淡漠、失望乃至厌恶的情绪，无一不酝酿着汹涌的暗黑能量，以暴制暴几乎贯穿始终。你可以说它是一部爽片，因为人们喜欢私刑复仇，喜欢“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人们也喜欢浪子回头，喜欢《世说新语》里的恶人周处最后改邪归正，就像电影里的陈桂林杀死了比他更坏的恶人，他的生命似乎有了价值。
但它绝不止于一部爽片。电影的结尾，罕见地呈现了一场死刑的执行。他对骗他的医生说：“幸好我上了你的当。”刮胡子的时候，他的睫毛在颤抖，眼泪无声地流淌。当他望向镜子的时候，那是一张对生命无限眷恋的脸。开枪之前，他对着镜头，也就是对着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观众们真诚地一笑，然后闭上了眼睛。
也许这才是那“一票大的”。人性的最无奈也最光辉之处，就是永远存在可能，善行之下，也许有败坏；恶念之后，也许有醒悟。即便是犯下死罪，诸如谋杀、强奸的人，他们依然可能拥有譬如勇敢、慷慨、助人的品德。在审判到来之前，他们如何获得救赎？如何在善恶的交锋里审视自我，真正理解自己的行为？
罪与罚，才是这个故事的谜底，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死刑故事的两面性
陈桂林的死刑判决书，可能是这样的：被告人陈桂林，身份证号A125783729，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持手榴弹行凶抢劫并致一人死亡，后又持枪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负案潜逃期间，绑架幼童，其行为构成绑架罪；后持枪行凶，致“香港仔”等四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此后，又至澎湖灵修中心行凶，持枪致灵修尊者“牛头”及无辜信众二十余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极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看完这样的判决书，陈桂林可谓血债累累，这样的死刑犯死了就死了，不会有任何价值。但故事还有另一面——一个杀人犯的救赎之路。
他是一个想要扬名立万的黑道少年，因仇杀跑路。潜逃四年，奶奶去世。此时，他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又看到自己只排在通缉榜第三位，决定要在临死前“干票大的”，好让所有人记住自己。这是个幼稚的决定，但他格外认真，甚至绑架了救命医生的儿子，以换取两大恶人的行踪消息。结果在除恶路上，他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他杀掉香港仔，救下了小美，还给了小美自由。在澎湖的灵修中心，他杀掉了邪教尊者并让愿意离开的离开。剩下的人，他认为完全不值得拯救，就抬抬手几乎是用一种冷漠到轻蔑的态度在开枪，信众像动物一般死去。最后，他选择去投案自首，领受死刑。
从开始杀人到最后决定赎罪，他的眼神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的无知中二到潜逃追凶期间的痛苦、惊惶、恐惧、残忍甚至冷漠，再到片尾的温暖、清澈、留恋，他在真诚地赎罪，真诚地在行刑前说那句：“我对不起大家。”
判决书上是看不到这些的，只有在电影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人性的觉醒，以及自我裁决的重要。善与恶、对与错，乃至被害人和凶手的身份都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往往能够并存。
陈桂林是不是一个恶人？是的，他杀人不眨眼。但他为什么要惩恶扬善？为什么要搭救一朵行将枯萎的小花——程小美呢？又为什么要在灵修中心站出来揭穿真相，告诉那个绝望的妈妈“你快走啊，你带着孩子走啊”？
如果答案仅仅止于“人之将死，其行也善”的话，就没法理解人性本身的复杂和汹涌。总是在这种时候，让你相信那句话：人性向善。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善的种子；甚至在每一个恶人身上，都捆绑着一个想要挣扎出来的好人。
这是一个救赎故事，也是一个死刑犯的故事。在报应思想看来，死刑判决是恰当的。但从犯罪预防上说，被告人产生了赎罪意识，并承诺坚持则更为重要。“罚”并非强加而是内在产生，才能真正起到对“罪”的预防效果。换句话说，人性的恶，仅仅依赖于刑法制裁是不够的，更需要灵魂救赎。
如果罪犯只是口头认罪换取从宽，内心不悔罪，他要么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要么觉得自己还可以“干票大的”，那么潜在的社会风险没有消除。所以，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之外，更应去追求心灵上的救赎。
这种救赎，源于杀人者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然后才可能去忏悔，并承诺用余生去赎罪。这也正是主张犯罪预防的功利主义者不支持死刑的原因，因为死刑，恰恰剥夺了他人赎罪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谈到。
该如何看待私刑与死刑？
影片探讨了私刑与死刑。镜头语言几乎直给了这么个结论：私刑是野蛮的，死刑是文明的。全片大部分暴力镜头都呈现了以暴制暴的行刑式枪决场面，尤其有的暴力还冠以“除恶”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