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是旧年与新春之间的门槛，旧岁至此而除，另换新岁。过年，其实就是跨过除夕。
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的记忆中，周围的山村，其实鲜有贴春联的人家，而我们家是一定要贴春联的。大年三十这天，父亲吩咐我们兄妹将家里唯一的桌子搬到院子里，父亲拿出预先准备的红纸，用镰刀将其裁成巴掌宽的两条，再把毛笔用水在碗中泡开，另一只碗里，倒进墨汁。父亲站着，提笔，蘸墨，运气，悬腕，开始写春联。
写得不满意的地方，父亲会轻轻描上一两笔，边写边自言自语：“字是黑狗，越描越丑。”对联写好，父亲便让我们将其拉直，仔细端详一番，对我们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你们好好念书，以后长大了，我就不写了，你们写。”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已经用面粉打好了浆糊，我们把父亲写的春联贴在两侧的门框上，红红的春联让屋里屋外立马透出满满的喜庆。
我家的年夜饭不是北方地区传统的饺子，而是“宽心面”。老辈人说，年三十吃了宽心面，来年一定心宽气顺、吉祥平安。
年三十，母亲早早就开始和面，一手倒水，一手搅拌；和好的面团，要醒一会儿再揉，然后再醒、再揉。揉好醒好的面团，紧紧地裹着长长的擀面杖，在案板上来回翻滚；母亲的身体，有节奏地前后移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伴随着舞动的韵律，面团在母亲的手下越来越大，越来越薄，如一轮巨大的圆月，又好似一张偌大的鼓皮，光洁、平整地摊在案板上。
和平时吃的面条不同，“宽心面”有一指宽。浇面的臊子，用洋芋丁、胡萝卜丁、豆腐丁、肉末等做成，条件好一点儿的人家，还会在臊子里加上木耳、黄花菜。各家的臊子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浇上臊子的面条，一定还要拨拉一点点炝炒的蒜苗进去。如此，筷子一搅，汤汁上漂起大大小小的油花，香气扑面而来，喉间瞬时无法控制地有了反应。面条很筋道，若不拦腰咬断，一口气怎么也吸不完；面条很顺滑，在舌齿之间柔腻地游动，一不小心就会自己溜进喉咙。田野的麦香、蒜苗的香气，都集结在这“宽心面”里，传递渗透于全身的故乡味道，这味道潜伏在记忆深处，把岁月发酵得绵长醇厚。年味，也在“宽心面”的热气中回旋升腾起来。
吃完年夜饭，就该上坟了。一只木制的盘子里，放上蒸馍或花卷、纸钱、香烛，领头的人双手端着，一屋的男人，都肃穆地跟在后面，到了坟地，站在某个坟头前面，我们一起恭恭敬敬地焚香，双手捧香打躬，给每个坟头都插上一炷香，再打躬作揖，然后跪下来烧纸。纸钱燃尽了，我们便一起磕头。
一挂鞭炮，搭在坟地的树枝上，噼啪炸响。暮色如墨迹一样洇开来，慢慢掩盖了山峦、田野和村庄，远远近近，都是星星点点燃烧的火光。家家户户都在这个时候上坟，断断续续的鞭炮声四处作响。上坟是乡村少有的庄重的仪式，身居大山深处的人们，无论日子过得如何粗糙鄙陋，一年之中的最后一个夜晚，总会以虔诚的姿态和空前的隆重，表达和延续对先人的追思，给后辈传递祭祖的形式和礼仪。
放炮的声音越来越稠密，像是要一比高低，把浓浓的夜色炸出一道道裂缝。几声清脆的鞭炮声从不远处传来，弟弟笑道：“这是谁家在折麻秆呢？放我们的‘大炮听一下！”所谓“大炮”，是爷爷自制的大鞭炮。爷爷点燃了导火索，火苗喷了出来，爷爷扬起手臂，将“大鞭炮”掷向院子前面的山坡下，少顷，“轰—”一声巨响，脚下的地在颤动，“唰—”空中有泥土飞向树梢，轰鸣声如老牛的长哞，在山中来回冲撞，仿佛要寻一条路奔向山外。一声接一声的轰响在山中迸放，如农人们拼尽全力生活，迎接来年的平安吉祥。
没过两天，有人找上门来，老远就喊：“你们家放鞭炮，把我的麦地炸出了炕大的两个坑，要少打多少麦哩！”父亲赶忙迎过去：“他姨父，麻利来！坐下坐下，我给你煨茶。”父亲双手递过烟，用火箸夹起火盆里的木炭点着了，笑道：“我才说叫娃给你拜年去哩！多拿上两把挂面，再拿上一包点心。过年哩嘛，就听个响声，图个欢闹！他爷上岁数了，手上没劲了，没甩远。”来人猛咂了一口烟，低头说：“过年嘛！”
1984或者1985年，西秦岭余脉深处的一户农家，没有电视机，除夕之夜，在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一家人围着炉火，坐在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各式椅子、板凳上，还有的坐在炕沿上，在守岁中上演了一场家庭春晚。
火盆里，刚添加的木炭间或发出一两声脆响并迸出火星，黑色的木炭很快变得通身红亮，火越烧越旺，手被炙烤得热乎乎的，脸上多了些许红润。火盆周围，烤着馍馍和金黄的柿子。一只小炕桌上，摆着点心、柿饼、核桃，还有几个青青的如乒乓球大小的苹果。父亲从墙上取下一年都没摸过的二胡，仔细擦拭上面的灰尘，吱吱呀呀地调音，他按弦的手指并不很灵活，拉的都是简单的曲子，如《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的祖国》《送别》等。大弟弟手中攥着口琴，自然也要吹奏一曲。父亲指着我们说：“天天念书哩，也学唱歌，你们都唱一下！”我们兄妹平时都怕父亲，忸怩着不敢张口。父亲说：“我带个头。”他轻声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父亲唱完了，我们使劲拍手，喊：“妈也唱一个！”母亲笑道：“我就算了，你们好好唱！”她嘴里这样说，却坐直了身子，扬头说：“我唱个《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我们兄妹低声商量之后，站成一排，放开喉咙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长在山路间，山里的泉水香喷喷，山里的果子肥又甜……”父亲抱着二胡，断断续续地拉弓，手在弦上摸索着寻找音符，试图为我们伴奏。一支歌唱完了，母亲带头拍手，大声说：“好！唱得好得很！再唱一个。”我们又唱《妈妈的吻》：“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窗外的鞭炮声已然稀疏轻淡了，我们家里的琴声、歌声、欢笑声，愈显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