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八十岁逝世，当时因公务之故，我正处于封闭管理状态，未能参加他的葬礼，遂长有遗憾。
大舅是语文老师，1988年从何家营小学退休，教书几十年，桃李甚繁。比起二舅和三舅，他显得整洁，儒雅，有理论理，十足的乡间知识分子的模样。他不以年长就严厉管束我的二舅和三舅，也不以知识为权力训诫。大舅固然温克，也含威严，二舅和三舅总是服气的。
舅家在西寨村成分颇高，在我幼小时难免感到困扰，不过我还是喜欢到舅家做客。大舅招呼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便问我的成绩，鼓励我，在学习的方法上予以指点。他目光清澈，声音沉稳，真心地希望我能领悟。
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艰苦地准备着。可惜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恰在1968年至1977年之间，没有一个阶段不是荒废的。然而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大舅也很支持。多年以来，每当高考气氛弥漫社会之际，我都忆起大舅为我辅导数学的情状。下班吃过饭，他骑自行车从水磨学校出发，过侯家湾，从皇子坡登少陵原，经西兆余，到蕉村，穿朱家巷，气喘吁吁地进了我家的院子。星月之下，他的自行车铃响，闸响，脚蹬也响。他让我演题，遇我不懂或迟疑之处，他就帮我分析，足有三节课时长，之后再骑自行车返水磨学校。想象他冒着严寒，夜驰一个又一个村子下少陵原，我慨叹不已，更决心要倍加努力。
1959年，大舅毕业于长安区第一中学，那时候还称为长安县韦曲第一中学。他的高考也很成功，根据分数，本可以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哈尔滨军工大学，然而因为政治审查，他连西寨村也不能出，即便他呼天抢地，遍拍门户，依然无用。
大舅在乡间当了老师。计有几十年，他一直围着西寨村转。这里是明朝时军营所在，为军营要靠聚落补充兵卒，供给粮饷，村在徐家寨西，遂称西寨。舅家居西寨村，周遭羊元坊小区、郭杜农业中学、邓店小学、香积寺学校、申店小学、水磨学校、瓜洲小学和何家营小学，无不响起过大舅的诵读声。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然而凡吃过他粉笔灰的学生，都对他尊崇有加。
大舅的书法也好，在处处标语的岁月，他的作品频频见于墙上。日子正常了，他便接受邀请，以书法襄理桑梓的红事或白事。春联就更多，不仅是西寨村，周边村落也都有。在晚年，这尤其成了大舅的一种乐趣。
我偶尔自问：如果在十九岁那年顺利上了大学，大舅对社会又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我学过一点哲学，知道有观点认为内因很重要，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实际上人皆处形势之中，形势显然笼罩着人的命运。形势，是一种外因，有时也可能是一种巨大到恐怖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人的成败存亡。
二舅是老实人，喊他搬砖就搬砖，呼他揭瓦就揭瓦，或曰令行则行，令止则止，不越雷池一步。二舅文化不比大舅，聪明不及三舅，却自有一种可靠和温暖的感觉，且具天赐的福气。
二舅出场，总是寂然的，带着一些羞涩和怯懦。他的手是黑的，鞋面也沾满了土。他在生产队的饲养室上工，总会在回家用餐之后不知何时即悄然而去。我曾看到三舅不知为什么事数落二舅，二舅即起反驳，并没有结巴，不过的确显得笨嘴笨舌。尽管我其时还幼稚，也会同情和可怜二舅。也许是由于家庭成分高，外祖父遭遇批斗，才导致了他的这种性格吧。
1970年，我不足十岁，过年到了舅家。在厨房做饭时，外祖母、大姨、二姨和我的母亲，忽而头攒，忽而头散，一时声高，一时声低，她们讨论的，总是悲伤的事。
我郁郁寡欢，独在垣下玩耍。二舅进门时我问候了他，他遂了解我的期末考试情况，接着示意我随他挪移，避开了窗口。他的军帽萎蔫耷拉，棉袄光里光面，然而满脸喜悦。他缓缓从贴胸的口袋里取出两角钱，微笑着递给我。纸币已经揉皱，不过被二舅用身体焐热。这是我的压岁钱，五十余年过去了，想起它，我的眼睛仍旧会湿。
三舅长我不过七岁，经常逗我甚至惹我。有次我随母亲省亲，在舅家的院子里，三舅蓦地撩起衣襟，露出一只兔子，白若棉花。我刚欲上前一摸，他竟放下衣襟摁住兔子，转身而跑。我更想要兔子了，遂紧追其后。他出门，我出门；他拐到街上，我拐到街上；他钻进小巷，我钻进小巷。等他跑回院子停下来，我虽累得腿软，大口喘息咳嗽，还是扑向他，要兔子。他揭开衣襟，露出的竟是一团棉花。他得意地哈哈大笑，而我则恼怒不已，因为被愚弄哄骗的委屈，竟大哭起来。外祖母在屋子嘟嘟囔囔地批评三舅，外祖父遽然变色，指着三舅的鼻子喊：“你还小呢！”三舅手足失措，我也立即收敛。现在想起，那时候三舅也只十几岁。
三舅酷似外祖父，个子不高，不过身材匀称，且骨肉坚硬有力，呈发愤必有作为之态。然而，外祖父八十六岁跨鹤西去，三舅因病，六十四岁便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