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孩子们在想什么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咏鹅》,相传为骆宾王七岁时所作,今日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成诵了。可惜留下的相关记载太少,无法还原诗人真实的少年生活,更不知道他接受过什么教育,有过什么人生理想,为什么写这首诗。类似的少年诗人,已知的有十多位,才情与作品稍显零乱。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在丝绸之路要道上的敦煌藏经洞,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古墓群,在湖南长沙城北望城镇的唐代窑址,发现了大量唐代孩子的习字杂钞,有写经尾题、瓷器题诗,乃至一些随意的涂鸦,其中的许多文字都保存了那时孩子们的真实想法。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漠北到江南,地域如此广阔,但其中许多作品有大量雷同,令人不能不惊讶于文化传播的广泛普及。

感念父母之恩,是人子的天性。玉九一有诗云:“由由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少来学里坐,今日得成人。”坐进学堂的孩子,有长大的感觉,老师再将父母养育之恩告之,孩子感受更真切。此诗从天上的云起兴,将“父母生我身”加以强调。后两句平淡之中充满深情,就如同近代教材“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般含蓄隽永。此诗也有几个文本,如伯三五三四写于《论语集解》卷四末,有题记:“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了。”中国书店藏张宗之写本署“癸未年永安寺学士郎张宗之书记之耳”。后者首句作“云云天上去”,末句作“长大得成人”,应该是流行很广的一首诗。

从现存敦煌大量佛经来看,很多出于学郎的手笔,内容大量重复,显然不是出于传播或保存文献的目的,很可能是将写经作为礼佛的功德或敬佛的物品,这么说来,所抄的经文也就具有商品的价值。伯二九四七云:“书后有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他们抄书、抄经,显然受雇于人。书抄完了,纸还有剩余,东西是别人家的,不能带走,但可以用这些纸写诗啊!一些学郎诗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学郎们抄经时的心情似乎并不愉快,如这一首:“可怜学生郎,每日画一张。看书佯度日,泪落数千行。”这位的任务似乎是画佛像,也看书,不知何以痛苦如此,乃至泪落千行,仅仅画像或看书,似乎都不至于如此啊。另一位则讲得很明白:“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写书是为了换钱,辛辛苦苦写完,为什么还不给钱?后两句骂得很重,怎么可以这么无赖呢?我给你做事,你居然连一个好脸色都不给我,太不像话了。能赚多少钱呢?另有答案:“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米。高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原署:“贞明五年(919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记。”诗很可能是安友盛所作,诗的水平并不高,似乎他连押韵的技能都没有掌握,但他的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书终于写完了,按照先前的承诺,应该可以得到五升米,这够家人生活一段时间了。他的想法是跳跃式的,因为有了这五升米,可以不用借高利贷了。高利贷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危机,但债务繁重,最后还是自己的灾害。平静之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欢悦。

学郎们平时总免不了互相取笑,彼此编绰号,取别名。那算是轻的,他们学了几首诗,当然要用来互相调侃,严重一些就是谩骂了。

“沙弥天生道理多,人名不得奈人何。从头至尾没闲姓,忽若学字不得者。打你沙弥头脑破。”

学郎在寺庙挂单,就是小沙弥,总觉得敦煌的孩子也如今日南传佛教的僧人一样,少年时期会在寺庙中度过一段时间,所以骂学郎、骂沙弥,其实是一回事。

作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年龄,也没有留下事由,可能是年轻的学郎所作,因为这些诗的内容都任意胡闹,骂人也不留分寸,略知押韵就率意耍酷,更接近未成年人的口气。即便自励,也可以很随意,如:“青青河边草,游如水舄舄。男如不学问,尔若一头驴。”这首诗在敦煌遗书里出现过很多次,首句可以追溯到《古诗十九首》,接写鱼游水中也还连贯,第三句讲出大道理,男子应该读书讲学问啊,如果不这样,还真不如一头驴!末句画风大变,又不押韵,但孩子肯定喜欢这样的比喻,更喜欢以这样的比喻来互相攻击,其中有无限的乐趣。

读罢以上的文字,一定会有所困惑:这些是唐诗吗?今日家喻户晓的那些唐诗,那时候有人读吗?这些学郎诗,思想平庸,艺术粗糙,都是一些最家常、最世俗的想法,有什么好呢?

应该说明的是,唐诗的民间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作品,各个时代的看法不同,就算在唐代,文化发达地区高度掌握文化的人群,与边地的一般民众,显然会有很大不同。敦煌的学郎,以及教授他们的老师,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平。他们的阅读范围并不太广,他们的生活目标世俗且平常,他们的喜怒哀乐,只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是他们的局限,但也正是这一点最特殊而可贵。

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普通民众的所思所虑,看到他们的文化追求以及达到的程度。他们可能是伟大时代的落伍者,也可能是任何时代在基层生活的普通人。因为有这些平常的作品,再读那些大诗人的经典,我们可以感受到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可以如此立体而多元,丰富而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