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咏鹅》，相传为骆宾王七岁时所作，今日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成诵了。可惜留下的相关记载太少，无法还原诗人真实的少年生活，更不知道他接受过什么教育，有过什么人生理想，为什么写这首诗。类似的少年诗人，已知的有十多位，才情与作品稍显零乱。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在丝绸之路要道上的敦煌藏经洞，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古墓群，在湖南长沙城北望城镇的唐代窑址，发现了大量唐代孩子的习字杂钞，有写经尾题、瓷器题诗，乃至一些随意的涂鸦，其中的许多文字都保存了那时孩子们的真实想法。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漠北到江南，地域如此广阔，但其中许多作品有大量雷同，令人不能不惊讶于文化传播的广泛普及。
感念父母之恩，是人子的天性。玉九一有诗云：“由由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少来学里坐，今日得成人。”坐进学堂的孩子，有长大的感觉，老师再将父母养育之恩告之，孩子感受更真切。此诗从天上的云起兴，将“父母生我身”加以强调。后两句平淡之中充满深情，就如同近代教材“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般含蓄隽永。此诗也有几个文本，如伯三五三四写于《论语集解》卷四末，有题记：“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了。”中国书店藏张宗之写本署“癸未年永安寺学士郎张宗之书记之耳”。后者首句作“云云天上去”，末句作“长大得成人”，应该是流行很广的一首诗。
从现存敦煌大量佛经来看，很多出于学郎的手笔，内容大量重复，显然不是出于传播或保存文献的目的，很可能是将写经作为礼佛的功德或敬佛的物品，这么说来，所抄的经文也就具有商品的价值。伯二九四七云：“书后有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他们抄书、抄经，显然受雇于人。书抄完了，纸还有剩余，东西是别人家的，不能带走，但可以用这些纸写诗啊！一些学郎诗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学郎们抄经时的心情似乎并不愉快，如这一首：“可怜学生郎，每日画一张。看书佯度日，泪落数千行。”这位的任务似乎是画佛像，也看书，不知何以痛苦如此，乃至泪落千行，仅仅画像或看书，似乎都不至于如此啊。另一位则讲得很明白：“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写书是为了换钱，辛辛苦苦写完，为什么还不给钱？后两句骂得很重，怎么可以这么无赖呢？我给你做事，你居然连一个好脸色都不给我，太不像话了。能赚多少钱呢？另有答案：“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米。高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原署：“贞明五年（919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记。”诗很可能是安友盛所作，诗的水平并不高，似乎他连押韵的技能都没有掌握，但他的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书终于写完了，按照先前的承诺，应该可以得到五升米，这够家人生活一段时间了。他的想法是跳跃式的，因为有了这五升米，可以不用借高利贷了。高利贷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危机，但债务繁重，最后还是自己的灾害。平静之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欢悦。
学郎们平时总免不了互相取笑，彼此编绰号，取别名。那算是轻的，他们学了几首诗，当然要用来互相调侃，严重一些就是谩骂了。
“沙弥天生道理多，人名不得奈人何。从头至尾没闲姓，忽若学字不得者。打你沙弥头脑破。”
学郎在寺庙挂单，就是小沙弥，总觉得敦煌的孩子也如今日南传佛教的僧人一样，少年时期会在寺庙中度过一段时间，所以骂学郎、骂沙弥，其实是一回事。
作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年龄，也没有留下事由，可能是年轻的学郎所作，因为这些诗的内容都任意胡闹，骂人也不留分寸，略知押韵就率意耍酷，更接近未成年人的口气。即便自励，也可以很随意，如：“青青河边草，游如水舄舄。男如不学问，尔若一头驴。”这首诗在敦煌遗书里出现过很多次，首句可以追溯到《古诗十九首》，接写鱼游水中也还连贯，第三句讲出大道理，男子应该读书讲学问啊，如果不这样，还真不如一头驴！末句画风大变，又不押韵，但孩子肯定喜欢这样的比喻，更喜欢以这样的比喻来互相攻击，其中有无限的乐趣。
读罢以上的文字，一定会有所困惑：这些是唐诗吗？今日家喻户晓的那些唐诗，那时候有人读吗？这些学郎诗，思想平庸，艺术粗糙，都是一些最家常、最世俗的想法，有什么好呢？
应该说明的是，唐诗的民间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作品，各个时代的看法不同，就算在唐代，文化发达地区高度掌握文化的人群，与边地的一般民众，显然会有很大不同。敦煌的学郎，以及教授他们的老师，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平。他们的阅读范围并不太广，他们的生活目标世俗且平常，他们的喜怒哀乐，只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是他们的局限，但也正是这一点最特殊而可贵。
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普通民众的所思所虑，看到他们的文化追求以及达到的程度。他们可能是伟大时代的落伍者，也可能是任何时代在基层生活的普通人。因为有这些平常的作品，再读那些大诗人的经典，我们可以感受到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可以如此立体而多元，丰富而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