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邻居在屋顶修了个花园，栽上各色花树，放上阳伞桌椅，我常常在天色将明之时，上去看朝阳，读书写东西。因为是借人家的地方，故将其命名为“借园”。对我而言，东西可以借，欢乐却是自己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自己在物质方面无大创造力的一种精神安慰吧。
借园主人朱女士某天上楼浇花，与我偶遇，知道我就是小区邻居口中的那个作家，她的小园子不仅给花儿和鸟儿提供了栖所，还“产出”了许多文字，她自然十分高兴，就给我讲了她父亲的故事。
她的父亲是个军人，抗美援朝回来后已是正团职，娶了她的生母——一个能够用俄文念普希金诗歌的文艺兵，生下哥哥和她。她的家庭，父母郎才女貌，儿女成双，幸福得羡煞旁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场众所周知的劫难铺天盖地而来，她的父亲也难逃此劫。父亲的军人脾气，受不了横空而来的污蔑，他挥拳奋起反击，被打成抗拒运动的典型。
生母果断而决绝地和父亲划清了界限，斩断了包括与两个儿女在内的所有联系，以保全她在省歌舞团的工作。她和父亲相差15岁，唯一能填补这段差距的是父亲的官职，一旦这填充物消失了，平衡自然就崩塌了。
在经历了几乎脱一层皮的“挽救教育”后，父亲被发回原籍接受监督改造，唯一的“行李”便是一双儿女，儿子五岁，女儿三岁。家乡的老屋早已不在，生产队腾出一间保管室，室内除了一个倒扣的拌桶，什么都没有。但比起有人监视、一不小心就可能挨皮带的土监狱，这间晒坝上空空如也的小房子也就没那么恐怖了。
父亲早年当过篾匠，求得队长允许后，他从后坡拖回几根竹子，剔枝砍丫，不出半日就拼出一张竹床、一张小桌、三把小凳，把随身带的军被、饭盒、水壶往上一放，勉强算得上一个家了。垒三块石头，支上当年从日本鬼子那里缴来的一个长条饭盒，烧上开水兑起灰面，就算是一顿饭了。他们那天吃的第一顿饭，是糨糊。
晒坝西边还有一户人家，住着母女俩，与保管室相距三四百米，此外周边半里再无人家。地主婆六十多岁，膝盖有病，走路一瘸一拐，她的女儿三十好几了，一直没有出嫁。
地主家的小姐通常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但这个小姐却和想象的不一样。她没有白净的皮肤，也没有光亮柔顺的头发和纤细柔美的腰肢，更没有不沾阳春水的纤纤玉指。她面色青黄，头发发黄而且开叉，小眼睛，大脸盘，一对龅牙破口而出，很不安分地顶在外面，还发黄。
晒坝两头，一东一西两家就成了邻居，灯火呼应，炊烟融聚，一个地主，一个劳改分子，彼此倒也不嫌弃，虽不敢像正常邻居那样，你端着碗来我家摆龙门阵，我拎壶酒去你家打牙祭，但偶尔派娃娃搭个火借个盐什么的，也并不算什么忌讳的事。久而久之，两家彼此有了些小小的照应。小姐最怕看到父亲给娃娃喂糨糊，经常偷偷把她家的面拿去加点黄豆面炒熟，再下锅时，满屋生香；父亲编竹虾筢到竹林背后的小溪里捞小鱼，捞到后总是用草穿成两串，一串挂在西屋门口，一串带回家中，煮得一锅腥气。
每当这时，地主家的那位小姐，现在他们知道她叫芦花，就会摇头皱眉，觉得糟践了东西。父亲就自我解嘲，说要是有一碗油，把它们炸得喷香酥脆，再撒上一撮辣椒面和花椒，就美了。
但现实是，这些东西一样都没有。
后来，父亲再捞鱼的时候，芦花就跑来把两串都接了，也不言语，一路小跑进了竹林子，小半天后，就端回一碗金黄酥脆的小鱼，放到竹桌上，香气四溢，两个小孩吃得嘎嘣响，父亲吃得满眼泪光。
芦花做鱼，其实是“炕”的。她把小鱼放置在一个瓦片上，瓦片下面烧小火，慢慢炕干，这原本是做猫食的方法，不同的是挤掉了内脏，加了几颗盐和干辣椒面。芦花称它为“猫猫鱼”，父亲则称之为“芦花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