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女士说，那时乡下没什么玩乐，她和哥哥就当了芦花的小跟班，而芦花也乐得带着这两个孩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少有的几个还会对她笑并把她的话当一回事儿的人。她说喇叭花的屁股是甜的，两个小家伙摘下来就嘬；她说蜘蛛在唱歌，两个小家伙就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
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力，芦花真正玩的时间并不多，只是两个孩子觉得她做的事好玩而已。比如搓玉米，她把两个玉米棒碰在一起揉搓，笸箩里顿时就下起了金黄的雨；比如宰猪草，她把一捆捆苕藤放在刀痕累累的菜板上，咚咚咚一阵响，苕藤叶青汁四溅，不一会儿就变成一锅热气腾腾的猪食，她常常变戏法一般，从锅中掏出一个鸡蛋或小红苕，犒劳身后的小跟班和忙活了半天的自己。烟气氤氲的灶房里，芦花总能从坛子里、炉灰里、蒸笼瓦罐里掏出一点儿土豆、玉米、胡豆或花生什么的，让他们欢喜雀跃。
他们的童年时期所有的温暖都与芦花和她的厨房有关。她总能用最少的油盐做出味道完全不同的饭菜。每个月初，她就把不多的菜油和盐放到一起，炒得喷香，装到一个罐子里，每次煮菜的时候，往里放上一勺。她会用泡菜坛子里的酸盐水加上几粒小米椒，调出味道极好的汁，用来蘸萝卜。她能在孩子们吃腻了红苕之后，把红苕晒干磨细兑水倒入开水锅里做成粉，拌上蒜泥香葱，吃得人满身大汗。
后来，父亲觉得自己做饭实在太难，就向队长申请让孩子们在芦花家搭伙。队长打趣说，要搭干脆全家搭，免得你天天吃糨糊吃坏了，我没法向上面交代。再后来，某一天早晨，父亲让儿女们不再管芦花叫姐姐，而是改口叫妈妈。女儿毫不犹豫地改了口，儿子迟疑了半晌，也改了口。那天，爸爸和芦花都非常高兴。爸爸用乡里人非常稀罕的旧军用挎包换了两斤猪肉，芦花不惜血本，拿出过年都舍不得用的几颗冰糖，一副日子不过了的大手大脚样，倒出瓶底的菜油，把肉皮炸得酥亮，然后切片垫上黄豆，上锅蒸了两个小时，开屉时，整个晒坝都迷醉在一片香气之中。
父亲说，那是东坡肉，是苏东坡在流放的时候发明的。感谢老天爷，能让我在最苦最倒霉的时候遇到你！他拿筷子指着碗里的肉，眼睛却瞟向芦花。
芦花的脸红得仿佛桌上的那二两酒都被她一个人喝了一般。
朱女士说，时隔四十几年，她仍能记起妈妈眼含泪光微笑的那一瞬，她觉得那是这辈子最温暖的时刻。
几年后，父亲被平反并落实政策。他们的生母，以当初离开父亲的速度，扔下已靠边站的现任丈夫，冲到乡下，花枝招展地在父亲面前亮相，用朗诵腔说要与他“重新找回失去的年华”。父亲说，我不懂表演艺术，也不想回省城，只想安安静静吃一顿东坡肉。你如果会做，就帮我做一份吧！
这场景很像川剧《马前泼水》，负心的妻子想得到重回荣华的丈夫的原谅，丈夫在马前泼了一盆水，说，你将水收回盆中，我便原谅你！
东坡肉就是父亲泼出的水。
父亲再没回省城，只是在当地政协谋了个闲职，退休后与芦花一起，白天读书钓鱼，晚上看五集连播的电视剧，吃吃猫猫鱼和东坡肉，直到前几年无疾而终，享年七十六岁。死前，他无数次跟儿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对待你们的妈妈。
他所说的妈妈指的是芦花。
儿女们都回省城工作了，并各自生儿育女。他们前些年也试着去看过亲妈，但每一次听到的，都是她怨念十足地咒骂父亲的品味和芦花的丑，于是就不再去了。
芦花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她说那里每一片树叶上都结着以往的日子，令她欣喜自在。儿孙们每月都会回去看她，一到家就嚷嚷着要吃猫猫鱼和东坡肉。
我在楼上花园曾碰到一个婆婆来浇水，头发雪白，衣着干净，两颗牙齿龅在外面，很有卡通感。
我猜测，她就是偶尔来城里看望女儿的芦花，想问问，但又害怕太唐突，没好意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