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街上溜达，碰见路旁有一老妇人叫卖“酸枣！酸枣！”哈，酸枣，我心中一喜，赶紧过去问怎么卖，妇人便从身边拿出叠好的锥形纸袋子，说大袋5块钱，小袋3块钱。那酸枣长得真俊啊，大而圆红而亮，玛瑙珠子一样在我眼前晃动，这么好的酸枣，我毫不犹豫买了两大袋。兴冲冲地把酸枣拿回家，吃了几颗，品质确实不错，酸酸甜甜的，家里人尝了尝也都觉得不错。但先生说怕倒牙，不能多吃，孩子们说酸枣肉太少，吐核麻烦，偶尔吃一点。其实我也容易牙酸，每次只能吃几颗，那些酸枣便在家里存在了好久。
我看着又大又圆的酸枣，不禁有点悻悻然，要是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好的酸枣那得有多开心啊，娃们怎么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又不会倒牙，为啥不喜欢吃？转念一想，现在的娃各种零食数不胜数，美味食品比比皆是，酸枣算什么？充其量就是尝个稀罕，再说了他们又不知道酸枣的前世今生，跟酸枣没有过缘来缘聚的亲密关系，甚至连酸枣怎么长出来的都不知道，凭啥要喜欢这种毫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而酸枣于我们的童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那时候可没有卖酸枣的，即便有，也没钱买，我们的酸枣都是自己一颗一颗从树上摘下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享用酸枣时必须要吃了酸枣攒下核，那核在之后会派上大用场。
酸枣是野生灌木，那时候我们把春夏秋长叶子时的酸枣树叫作“酸枣树”，到冬天树上叶子落尽了就叫它圪针，可想而知，要摘取树上的果子，需要冒被扎手的危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只要能结出可以吃的果实，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会有不少人惦记，酸枣就是这样。
摘酸枣，我们也叫打酸枣，不过，在我们平川，打酸枣是不可能真正“打”的，其实就是摘。秋天里，每到星期天，女同学们就会约好了结伴儿去挖猪草或者割羊草，顺带着打酸枣。挖野菜、割野草是主业，打酸枣是副业，只能捎带。
作为家庭成员，即便只是十来岁的娃娃，我们当时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家庭任务的，那就是给猪、羊弄吃的。养猪、养羊是家里最大的副业，这些家畜长成了或增加收入或补贴肚子，反正都是普通老百姓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猪、羊肉虽然好吃，可它们都是长嘴的生命，每天一睁眼就需要吃食儿，粮食那么金贵，连人都得节省着吃，牲畜自然不能和人抢食了，所以到了土地上能生长植物的时节，娃娃们就会被派出去觅草，从春到夏再到秋，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会挎了箩筐去田野上薅草。
那时候生产队也养羊，和社员们的羊一起组成一群，指派一个羊倌放羊。每年开春以后庄稼长起来时羊倌会赶着羊群上山，找一个有草坡的小山村住下来，每天把羊们赶上山坡吃草，山坡上不种庄稼，羊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咀嚼时光。上山的羊群到秋收以后天冷了才返回村里，回来以后先给生产队踩粪，就是白天在收割过的田地里觅食，晚上屯在村边让它们拉屎，拉一层屎垫一层土，沤肥。踩完粪羊们才能上圈，也就是晚上可以回主人家自己的圈。因此，羊不怎么费吃食。猪就不一样了，每天就在猪圈里，吃了睡睡了吃，哪顿喂食迟了便会用嘴拱猪圈门还不停地嚎叫。即便是不怎么能上膘的野草野菜，总还是能让它安静地生活，所以，我们便要日复一日地帮猪们觅食。
秋天的草比较多，不用太费劲就能装满箩筐，做完了正事儿，就可以打酸枣了。初秋时候，酸枣熟得并不多，零零星星有红了的、半红了的，后来随着季节的深度熟得慢慢多起来。每次我们必须先观察好下手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绕开圪针，扯开缠在酸枣树上的野草藤蔓，有时候还得躲开树上的柴蜂窝，果子又稠又大又红的枝子上经常会隐蔽着一个硕大的蜂窝。柴蜂不比蜜蜂和马蜂，蛰了人很疼，且疼的时间会持续很久，所以看见了就必须躲开，要是蛰到胳膊上和手上，可以自己赶快吸吮出毒液，然后抹上醋泥，或者用童子尿和了泥抹上，消肿止痛。万一被蛰到脸上、眼睛上了，那就很麻烦，要肿好几天。要是没有意外，我们便一颗一颗把红了的酸枣摘下来揣进衣袋里，能把两个口袋放满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听山区的人说他们是用棍子打酸枣，像打枣一样，然后到山崖下去捡，我们听了羡慕得直咂嘴，看人家多奢侈，我们所谓的打酸枣可是一颗一颗论的。
我们村没有山坡、丘陵地，所以能让酸枣树生长的地方并不多。虽然不多，但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还是有一些酸枣的身影的，它们毫不起眼地兀自生长着，如一些久远的符号，烙印在泥土上，承接着年复一年春夏秋冬的轮回，也为童年的我们营造了不少野趣和美好的记忆。村里土地金贵，地埂都很细小，偶尔有高低落差大的两块田地之间会有一条大地埂，也能长一些酸枣树，但多数酸枣树长在老坟场里，仿佛在守护那些或新或旧大大小小的坟头，大人们也说不清这些酸枣树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许多个春秋，不管是风调雨顺还是旱涝不均，每年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休整，既年复一年地满足着村里孩子的小小心愿，也给这单调的原野增添了一些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