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现代人的宗教。
所谓宗教，大抵要叫人为之痴狂地信。爱情的信一如宗教的信，不必被说服，根植于本能。
只不过宗教可以组织化，爱情却须以自由个体的形式进行。
自由的现代人，解放了观念，走出了家族，突破了身份的限制，解决了空间的制约。一个曾经遍布爱情界限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爱情可能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前所未有。
于是乎，在公共场域，当代的娱乐生活，约等于看偶像谈恋爱，以及幻想和偶像谈恋爱。偶像的分合故事，足以让互联网平台陷入瘫痪。
在私人空间，“前任”“劈腿”“异地恋”，已是见怪不怪、生活常态，“耽美”“SM”“开放式关系”，不断拓宽爱情关系的观念边界。
看起来，比起上一辈，这一代人的爱情更加包容和开放，可另一面是，精神控制令人咋舌、规模化的PUA愈演愈烈、相亲大战剪不断理还乱。
似乎，爱情成了这代人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
爱最大
让我们先回到原点。什么是爱情？
三毛有句话，“爱情有如佛家的禅，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纵如此，文人墨客的书写鲜少绕过爱。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在《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对陷入爱情的状态作过此番描述：我努力把无爱视为傲慢，因为除了没有爱的人，谁能相信自己是完整的，全知全能的？要爱，就会失去全知全能的本领。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都是无知的，因为这是一种堕落，我们闭上自己的眼睛，从悬崖纵身跃下，希望能来一个软着陆。但我还是告诉自己，若没有那纵身一跃，任何人都不会有生命。这一跃，就是出生，即便它以死亡告终。
如今，恋爱的正当无可辩驳，婚姻的必须却需要论证。《奇葩说》把“两个人相爱却恐婚”作为辩题搬上辩台，这在过去简直无法想象。
以上这段，可算是对爱情之不可描述的最佳描述之一。
作为一种个人体验的爱情古往今来都一样。激情之爱是狂喜，是嫉妒，是憧憬，是愿与对方虚度时光，是想触碰又收回手。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观众不分中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恋可以跨越时空。
但作为一种社会观念的爱情，一直在变化。
与谁相爱？如何相爱？
按弗洛伊德的讲法，无论中西，在爱这件事上，现代人与古代人完全不同。现代人所在意的，是性对象，也即谁能与我共度一生。而古人所崇拜的，是性冲动和性能力，性对象并不重要。
可举一例：在古代没有同性恋的概念，中国皇帝多男宠，同性之爱在古希腊既普遍又正当。这是爱情的古今之变。
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版本中，爱情太理所应当了，以至于我们也忘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爱情从来不是必需品。
向20世纪60年代的人询问生活中如何表达“我爱你”？答曰：不表达。这是保守时代的羞涩含蓄，再往前追溯呢？大概同样。过去人的生活以家为中心，家即是家族，而非家庭，在这种大型亲族共同体中，爱情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所谓门当户对，婚姻匹配的一切条件里，唯独不会考虑爱情。
爱情不讲“当对”，没有理由，一旦讲起理由，那便是要谈婚论嫁了。所以婚姻，要么与爱情无关，要么扭曲爱情。
在婚姻与爱情这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里，谁占了上风，便要以另一方的让步为代价。在婚姻还是神圣的必须的年代，舍弃爱情是必然操作，但当自由开始拓展，恋爱唱起主角，爱情分走了婚姻的神性，作出让步的一方也就要改变了。
王小波在《红拂夜奔》里借王二之口如是说：有数不清的人告诉我，该结婚了。这当然是件重要的事，提醒得对。不管谁说起这个话题，我总是很认真地回答说：我不想结婚。我想这解释得够明白了，但是他们却不满意。
继承这精神衣钵的当代人，谁不坚称婚恋自由是人权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
认定“所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的时代离开得并不久，纯粹奔着谈恋爱而谈恋爱去的历史也很短，但就是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神奇的转换。如今，恋爱的正当无可辩驳，婚姻的必须却需要论证。《奇葩说》把“两个人相爱却恐婚”作为辩题搬上辩台，这在过去简直无法想象。
当人们引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时，是在哀悼爱情，并非惋惜婚姻。流行的歌曲、偶像剧，也不会把人强扭进婚姻之中。人们想方设法地相爱，却绝口不提结婚。一旦结婚，定是剧终。
所以爱情在今天所展现出来的面貌，既是熟悉的，又是崭新的。
爱太难
如下事实已经得到研究支持：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结婚总人数与结婚率逐年走低，离婚总人数和离婚率逐年升高。因果关系当然很复杂，但可以大致梳理出一条简单的理解：这是婚姻和爱情分开后的结果，也可以用来解释爱情如何与婚姻日益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