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笔记(2)

就如人之一生,一落地,就要哇哇大哭,父母耳中犹如一曲美妙的泣歌。及至成年,哭似乎成了女人的专利,正是她们与生俱来的自卫武器。莎翁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殊不知弱者的取胜之道,正是以柔克刚的幽幽泣歌。

哭泣,又是生命意识最强烈的表现。人不仅悲伤时要哭,喜极了也要哭,悲极怒极,反而要笑。只要还有哭的欲望,就还有对生活的依恋。

哭的艺术,非到老年不能彻悟。人在哇哇的啼哭声中坠地,又在亲人的悲泣声中入土安息,生生息息,终究离不了哭的艺术。

概而言之,一切生之欲望,生之奋斗,都在这幽幽泣歌中了:或哀婉悱恻,或凄怆悲凉,或铿锵激昂,其实都是生之恋歌啊!

之伍·千金散尽

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创业机会俯拾皆是,只要肯吃苦,肯用脑,发家致富不再是难事。然一旦手中有了大把金钱之后,如何花钱,反倒成了难事一桩。有句话说:如今是有钱任性,无钱认命。任性表现各人有各样。有人恣意放纵,挥金如土;有人却不忘初心,本色行事。当然,钱都是他们自己挣的,外人不好说什么。有道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且看古时有钱人如何任性。

清人毛奇令曾撰《明武宗外纪》一书,系采撷《明武宗实录》中所载武宗的遗事而成者,目的在于暴露明武宗之为政昏庸,游幸无度,荒淫鲜耻,任用奸佞,行动非常等诸败德失政之处,其中有篇《天水冰山录》,乃明代权奸严嵩籍没之后的登记簿,里面的账目不值赘述,但题目取“太阳一出冰山颓”之寓意十分深刻。乾隆时文人赵怀玉为此作的序更可玩味:

“方丈之供,餍饫不过果腹;万间之厦,偃仰不过容膝。不能日食百牢,身衣千裘也;不能夏兼进炉,冬兼奏扇也。而顾昼夜孽孽,干没不已者,特夸多门靡,务快一时之心志,以为不若是,则权不足以胁人,富不足以甲众……”短短不足百字,道出了敛财者的心态。用巴尔扎克的话说,贪财之心已使之成为不可理喻的“人妖”。

《金瓶悔》“戒贫词”云:“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这可谓是对财迷们的当头棒喝。但能因此就“急缩手,且抽头”的清醒者则属凤毛麟角,俯拾皆是的多是些“蝇头场上苦驱驰,马足尘中厮追逐”的人和事。

当然,能看透金钱本质的人还是有的,譬如“陶朱公”范蠡,譬如元末商人陆道原。

范蠡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人生的荣辱、时势的盛衰也是如此,因此,为人须待时而动,顺应自然。所以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明人杨循吉《苏谈》里写道:“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惜为汝祸耳。道原遂为黄冠师。”这位陆道原也是聪明人,他经历过“千金一笑、万钱一箸”的奢侈生活,后来意识到“物聚必有散”的道理,遂及时将钱财赠予他人,去当了一名道士。

陆道原的彻悟,大概与时代有关系。处在元末明初那样动乱的社会环境中,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有多少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而自己独独拥有万贯资财,即便不被眼红的皇帝查抄,怕也会被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思想的百姓抢劫一空。与其祸及子孙,不如及早抽身,以作万全之策。

古人的散财方法,有其当时环境的局限,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妄加评判。而今不少大款、明星通过成立基金会形式做慈善,或与患重病致贫的普通百姓结对捐助,这一正能量十足的现象已越来越成为共识,引得吃瓜群众纷纷点赞。当然也仍有挥霍无度,不以奢靡为耻,反以摆阔为荣的少数丑陋现象。虽同为富豪,其境界两者当有云泥之别。

之陆·赞摆渡人

古文难读,最怵的当推音形字义晦涩难懂。此字彼时之音义,往往与今人理解相差悬殊,甚或南辕北辙。于是,只好找注本翻看。有时圣贤们几句哑谜式的话,经注者妙手一点,如醍醐灌顶,督脉打通,全通晓明白。这些高超的注书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该说什么又不必说什么,该在哪儿加以点拨又在哪儿加以赞赏。这些学贯古今知识渊博乐于为读古书之人助力的注释者,实为可爱的摆渡人。

宋代的朱熹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摆渡人。他注《四书》,有板有眼,说理分明,分寸严谨。然而,或许是他太正统、太严肃了,我读得很是拘谨。

就《论语》来说,我还是喜欢今人杨伯峻先生的译注本《论语译注》,好读也好懂。他有时对某一章节有些感想,触类旁通地附带发些小议论,那注就更有意思、更有趣味。

《论语·季氏篇》有一章是这么写的:“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曰君夫人。”这段绕口令似的文字,被李卓吾(即李贽,明思想家)称之为“古文最离奇者”。且看杨先生是如何“摆渡”的——

“这章可能也是孔子所言,却遗落了‘子曰两字。有人疑心这是后人见竹简有空白处,任意附记的。殊不知书写《论语》的竹简不过八寸,短者每章一简,长者一章数简,断断没有多大空白能书写这四十多字。而且这一章既见于《古论》,又见于《鲁论》,尤其可见各种古本都有之,决非后人所掺入。”

孔子和杨先生这两段文字似乎都是注解。孔子是对早先原文的注解,解释邦君之妻的称谓。而杨先生则是对孔子注解的注解,辩解得有理有据,一本正经,说得又头头是道,令人难以质疑。在笔者看来,此时事实已不再重要,那趣味十足的小注着实叫人拍案叫绝。读书人在尘埃堆积、枯燥乏味的古书里能见此文字,犹如冬日里意外得一暖手壶,其手暖暖,其乐融融,其趣盎然也!

前几日在《光明日报》正好看到一文,当代翻译家周克希道:翻译是遗憾的艺术,更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翻译如此,古文摆渡者亦然。好的注就是一篇好文章,只有对古文怀有一颗珍视、敬畏的心,才能精准而持续地传承文化。只可惜如杨先生这样可亲可近、善解人意、通达古今的摆渡人实在是太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