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父亲68岁。那年秋天，家里的稻谷刚刚收割入仓，父亲便病倒了。上医院一查，是癌。父亲得知后却显得异常坦然，他说：“每一个人都有死去的那一天，不过迟早而已。”
在我们姐弟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才同意动手术。等待手术的过程漫长而煎熬，当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十天后，父亲要出院了。医生例行来查房，临别时，医生握着父亲如锉刀般粗糙的手动情地叮嘱说：“老同志啊！回家后好好休养，以后再不能下地干活了，干了一辈子的活，该享享清福了。”父亲笑了笑，瘦削的脸上，一条条皱纹深深浅浅，如老松树的树皮儿，触目惊心。
我的老家在浙西清凉峰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村子依山而建，出门见山。山尖尖上是一棵棵高耸云端的树，一块块弯弯绕绕的丘田依附在村子前，村子里的人过着简单而宁静的农耕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责任田包干到户那天，村子上喜气洋洋，像过节般欢腾，脸上少有笑容的父亲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责任田是国家分给农民的口粮田，也是农民的饭碗田，端着沉甸甸的，分外珍贵。
队上分田抓阄那天，父亲格外隆重，翻出了压在箱底的青色涤卡中山装。衣服穿在身上有股浓浓的樟脑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木箱子味。
家里一共分了大大小小十多块丘田，田块弯弯绕绕坐落在村庄周围的角角落落。队上分来的田瘦，没有肥料可施。春天翻耕时，父亲一早起来，上山割回一担担肥田草，然后一把一把地踩进水田里。几天后，肥田草腐烂，成了田里的底肥。如此几年，家里的责任田渐渐肥了起来，收成自然也好了许多。
父亲不是地道的农民。年轻时，他在矿上做过挖煤工，也在城里的木材厂当过锯板工。那时，城里微薄的工资养不活在乡下的家人。父亲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回了农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年轻气盛，一声不吭地一头扎了进来，做起了“翻泥块”的营生。这一做，便是一辈子。父亲从不认为农民是卑微的，他说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不同的工种和称呼罢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用父亲的话说：“这人到哪不是为了糊张口，只要能吃苦耐劳，到哪都有好日子。”
父亲在农村干得热火朝天，在他辛勤的操持下，家里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我们姐弟有衣防寒，有饭充饥，我无处安放的童年迎来了春天。
每逢暑假，我们欢呼着冲出学校的“囚笼”，父亲早已备好看田水的“缰绳”在一旁等候。暑假里，父亲每天安排我们去守田水，他总是在我们的耳旁叮咛：“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看田水是份苦差使，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顶着炙炎赤日，不能离开田头半步。守着那一条细若游丝的水流，看着它一点一滴地流淌进稻田。干旱的稻田张着一道道裂开的口子，如一块块缺了水的海绵，一转身便又干涸了。弟弟贪玩，一转身便忘了父亲的交代，等到玩得尽兴回家时，一顿皮肉之苦自然是少不了的。
大约十岁以后，父亲便让我们跟着他下田干活。春天拾麦穗，夏至拔秧苗，秋天割稻子，冬天捶麦苗。记得那时，麦子在秋收后落种。随后，秋雨一场一场地下，不久麦苗在湿润的田野上长成了绿油油的一片。父亲总是赶在大雪节气前完成田地里捶麦苗的活。小时候随父亲下田干活，心中总会生起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长势极好的麦苗一定要捶打？父亲一边搓着干裂的双手，一边喘着粗气说：“世间万物生长皆有过程，捶麦苗是为了压实土壤，抑制它的生长速度，以便在冬日里积聚能量，提高它抗寒抗冻的能力，这样才能躲过寒冬来临时霜冻雨雪的摧残。”父亲双手握住铁锹继续说，“捶麦苗，就像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经历一些生活的挫折和捶打，只有经历过，人才会学着慢慢长大，内心才会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