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话把她打蒙了。气愤之余，她按照做公务员的弟弟教她的话术与之周旋，对方不肯让步，二十几天僵持不下。作者经纪人毛晓秋记得杨素秋那时的焦灼，每天与她通话询问状况，“她当时最担心自己编的书目被下架”。
在毛晓秋的建议下，杨素秋向对方说出自己正在写书的计划，也打算把这件事写进书里。中间人这才罢休。
她成功保卫了图书馆的书目。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最初听说碑林区没有图书馆时，杨素秋是震惊的。
在西安住了将近20年，她最常去的还是陕西省图书馆。“那里藏书量挺大。”她和儿子每隔一两个月会一同去借书，现在则是去碑林区图书馆，“离我更近”。
她从小喜欢读书，阅读习惯承袭自父亲。幼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书堆得到处都是，“光小人书就有两千多本”。
当时家里穷，父亲喜欢买书，因为总被母亲骂，只好作罢。有阵子母亲觉得父亲行动鬼祟，衣服袖口老脏兮兮的，跟过去才发现他在一座旧书堆成的“垃圾山”里捡书。
记忆里的每个夏天，父亲总会将自己的几千本藏书摊在公共阳台上晾晒，“邻居过来过去，走路都费劲”。一连好几天，父亲埋首其中，把书分门别类编好目录。多少年过去了，再讲起这一幕，杨素秋还是会笑起来。
父亲有一本日记，专门记录了从1987年到1990年陪杨素秋阅读和玩耍的细节。等她自己有了小孩，也照搬童年记忆，花很多时间陪孩子一起阅读。
幼时她偏爱文学，父亲总鼓励她多读科普和历史着作。弟弟杨富聪记得父亲总对姐姐说：“不要老盯着那一个类型的书看，你看你弟弟就什么书都读，你也试试。”杨素秋总听不进去。父亲去世得早，她成年后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过于偏狭，才开始恶补。
几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做访问学者时，她和儿子常去当地的社区图书馆。有次借书，儿子照旧手捧着5本漫画书，被她一顿念叨。图书管理员见状劝阻了她，说读漫画书对孩子学习新语言特别有帮助。“我觉得人家的提醒很好。”儿子转校读书那一年，掌握的词汇量突飞猛进。
在美国，她见识了形态各异的图书馆，它们通常小而温馨，还有专门服务于听障、视障甚至智力障碍等人群的区域。
许多公共场所都是这样。她记得有次在海洋馆，入口处的检票员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口水流了半张脸，（入口凭证的）印章也拿不稳，旁边的游客就耐心地扶着他的手一同将印章盖在自己手臂上。“他（检票员）笑得特别开心。这事我印象很深，那项工作肯定有意邀请一些残障人士参与。”
她觉得公共设施理应如此。挂职之初，她本想在小雁塔博物馆每月设置一天为听障服务日，召集手语志愿者为听障人群讲解，结果发现这不在她的行政服务职权范围。等到她真的有机会建一座图书馆时，她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盲人朋友杜斌。
碑林区图书馆设置了专供视障人群阅读的阅览室，开馆后收获了不少视障人士的反馈。但带着杜斌来过一次后，杨素秋才意识到馆内盲文书脊上印刷的书名都是普通文字，并非凸起的盲文，仅凭视障人士自身根本无法挑选书籍。她只好把书名一个个念给杜斌听。也因为那次，几个月后，图书馆引进了一份正确的“现行盲文”书单。
为图书馆编写书单时，杨素秋曾向50位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发出书单征集邀请，请他们列出自己的推荐书目。在她看来，这既是一次与老友寒暄的机会，也可以弥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收到的书单中不乏她几乎从未涉猎过的领域，比如有关人工智能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那是她开馆后借的第一本书。
除了书籍多样性的考虑，她还引进了许多立体书。这类书很受小孩喜爱，但定价颇高，极易破损。这件事首先就引起了小宁的不解。
“书店的立体书往往有塑封。如果一个家庭负担不起立体书，可以去图书馆借阅，翻烂也没关系。有的人建图书馆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我更倾向于图书馆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杨素秋说。
2021年4月，碑林区图书馆刚开馆时，她组织过一场对谈，主题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实际上这个问题她和小宁被问过不止一次，“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图书馆的用处大不大？”“周一到周五，有些图书馆人比较少，政府为什么要在上面投入那么多资金和人力？”
“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图书馆有三大传统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的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地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她对这样的照本宣科不满意。
那次对谈，最终达成共识：“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可等她写完《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她才意识到问题的答案愈来愈丰富，“它可能在来图书馆借碑帖的老太太心里，也可能在盲人读者的触摸中。答案不是确定的，你与图书馆碰撞，你就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