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前，写信是人们来往的主要联系方式之一，而且是重要的联系方式，因此我就对写信那些事印象很深，至今难以忘怀。
小时候，家里人文化不高，父亲识字不多，母亲也不识字。外公外婆远在东北的黑龙江省，要联系就主要靠写信。没人能写信怎么办，父亲就只好硬着头皮麻烦请人代写。代写人是村里赋闲在家的一个家世不好的老教师。因为家世问题，好多人都瞧不起他，他也总觉得低人一等，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但我的父母不这样认为，他们把有文化的人看得很高，很是尊敬，就上门请他来为我们家写信，而且相信他的嘴也严，不会把我们家的事说出去。
这位先生姓刘，瘦高瘦高的，做过大手术，病恹恹的，像一位白面书生，待人态度和蔼，没有架子，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能说得来。刘先生来家里时，总是在晚上，写信就在炕沿边进行。父母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笔和纸，刘先生坐在炕沿边，拧开钢笔，铺展稿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父母说，先生记。父母说的都是土话，也没有个逻辑顺序，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刘先生时不时会突然打断他们的叙述，强调说，把刚才这个事说完，再说下一个事。就这样，一封信在问答中就写好了。当时我还没到上学年龄，就站在旁边，觉得很好奇，满脸的疑惑，说的话怎么就变成了一行行方块文字？远方的外公外婆是怎么读懂这封信的？写好的信被刘先生折叠起来，装进了一个白信封内。刘先生交代我的父母，第二天把信送到镇里的邮电所。
外公外婆和家里的联系就靠这位刘先生代写的信。通过频繁的书信来往，我们就知道了远在五千里外的外公外婆在东北的事，外公外婆也知道了我们家里的事，小小的信件就成了我们亲人联系的纽带。我由衷地敬佩刘先生，他的学问可真大呀，有学问可真了不起。父母对我说：“刘先生是好人，是帮我们办大事的，是帮我们给外公外婆传话的，我们一定要记得刘先生的好。”
刘先生不但给我们写信，还得帮我们读外公的来信。因为外公的来信，父母也不认得，也得有人来代读，这件事仍由刘先生代劳。十天半月，刘先生就会被我们请过来，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给父母读外公的信。在刘先生读外公信的时候，父母时不时地就插上一句，因为信上有些文绉绉的句子或名词，他们听不懂。对一些不懂的话，刘先生就会再翻译成我们当地的土话和方言，讲给他们听。写信也一样，父母说的土话、俚语，刘先生也要字斟句酌地翻译成书面语言，写到信纸上，变成文字。有时也真难为刘先生，父母说的一些土语和方言，要变成恰当的文字，也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刘先生就只好变通，大致意思对就行了。我真羡慕刘先生，他肚子里装的学问可真多呀，他既要写信，又要当翻译，也真难为他了。事实上，我们家和刘先生家就因为写信建立了信任和感情，成了世交。刘先生和我的父母成了好朋友，他家的孩子也和我们兄弟姐妹保持着友好的往来，这都源于一封信。我们家相信刘先生，刘先生也相信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让彼此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后来，我上学了，识字了，就慢慢开始试着给外公外婆写信。刘先生到家来代写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就再也不用来了。
我刚开始写信时，也是写不好，有些字不会写，就用拼音代替。我总担心外公看了我的信会看不懂，事实上，外公从我歪歪扭扭的字迹中，也读懂了我的大概意思。他就在回信中大胆地鼓励我，我的信心更足了。随着我不断长大，知识也在不断积累，我写的信越来越规范，也更自如了，甚至上了瘾，十天半月不写信，手就痒痒，就觉得心里有许多话要说，非要变成文字写下来不行。也许正是这不间断地写信，使我对文字产生了爱好，喜欢上了文字，对以后我喜爱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由衷地感谢写信，是写信培养了我的自信，培养了我驾驭文字的能力，培养了我的兴趣。
尽管现在人们通电话很方便，甚至可以视频，很少有人写信，连短信也不用发了，但是写信那些事，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使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