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以为“治愈”故事只发生在电影中。苏·斯图尔特·史密斯的《花花草草救了我》让我们知道，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书中指挥家的故事，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园艺治疗”中的个案。作为英国精神学家、心理治疗师，以及科普作家的苏，在书中将“花花草草”的疗愈方法，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脉络，说得清清楚楚，最终将我们引向“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永恒母题。
要想了解“园艺治疗”，我们首先得对花园的存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法国园艺大师阿兰·巴哈东曾经这样评价他创造的花园，“有心跳，有灵魂，是造园，也是造世界。”花园作为人类居所与外界喧嚣世界的缓冲带，是人们内心世界向外在世界的过渡空间，它的存在是有发展历史可循的。亚当和夏娃即是伊甸园里最早的园丁。
在苏眼里，“没有照顾就没有婴儿，同样，没有园丁就没有花园。花园永远是一个人心灵的表达，是一个人付出爱心的成果。在栽花种草的过程中，要对‘我和’非我进行清晰的归类也是不可能的。当退后一步欣赏我们的成果时，我们能分得出哪些是自然的给予，哪些是我们的付出吗？”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花园，恰好提供了一个体验“无我”的最佳场所，不断付出，不问收获。但大自然的奖赏，总是随着四季更迭不期而至。尽管其中包括枯萎与新生，但我们仍然觉得这是平等的礼遇。园丁无法主宰花朵，只能不断地给予植物关怀，而支撑这种关怀的动机，是对爱与美的向往。因此说，在园中栽培植物也是一种艺术。
但现代人不完全认可“园艺”的价值，“现代社会强调的是自我提升和自我投资，关心他人就好像一种自我的损耗，因为这要求我们把精力放在自己以外的人和事物上。”苏认为，基于这个理由，绝大部分人不会将精力倾注于土地之上，而是鼓足干劲去参与社会和工作的竞争，导致精神压力剧增，各种病灶出现。所谓的内卷，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当人们在不经意间将大脑比喻成电脑时，也就说明我们离自然本性越来越远。
利用花园和自然进行精神康复，于18世纪的欧洲兴起。当时在乡村建立的精神病院，称为“疗养院”，就像现在的园艺治疗项目里的病人被称作园丁一样。这种疗法的好处在于，一切都是建立在仁慈、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参加园艺活动的有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有服刑的犯人……总之，希望唤起心中新生种子的人都可以加入进来。他们所做的是与自然合作，拒绝对抗自然。
如果我不是“病人”，我不需要治疗，那么我是否需要花园？答案是肯定的。简单来说，绿色带给人一种安全感，让人感受到庇护的力量。比如唐代的王维是避世者，他躲避战乱是一种自觉的防御行为。而东晋陶渊明，就比王维幸福一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展示的是陶渊明对农事的热爱，有重新融入生活的感觉。生命与自然，由此产生了新的关系。
如果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那么自然就是唯一的怀抱。愿我们都能成为自然之子，在母亲的怀抱里汲取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