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狭小逼仄的房间显得更加宽阔？家居设计师会告诉你，让我们在墙上添加一面镜子吧，那么至少在视觉上，空间似乎一下子就扩大了一倍。但如果在镜子对面的墙上再加装一面镜子，那么镜像与镜像之间的无数次反射，会让现实空间的物体无限增殖并延伸到远方，使原本显得敞亮的房间瞬间增加了几分神秘幽邃。章雨恬的中篇小说《最后的夜晚》之所以会带给读者某种神秘、恍惚、如在梦中的阅读感受，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小说《最后的夜晚》的主体情节并不复杂，它以女主人公于颖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她与男友胡嘉阳参加的一连串以“狼人杀”游戏为主题的聚会。由于聚会的场所总是选在黄雁南的家里——一座远离都市喧嚣的豪华别墅，带有幽闭空间的性质，又是在里面玩以“杀人”为乐的桌面游戏，使得这个场所非常适合出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最近十余年来，“杀人游戏”“三国杀”“狼人杀”等桌面聚会游戏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极为流行，很多年轻人乐此不疲，甚至专门在线上苦练技艺，并总结出适合各个角色的指南或攻略，使得这类游戏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之一。
实际上，这种流行的游戏体验也深度影响了当下的文艺创作，诸如麦家的《风声》、小白的《封锁》等小说，都将主要人物禁锢在某个古堡或旅店等封闭空间内，通过寻找人物对话中的蛛丝马迹来发现真相，这些作品几乎可以算作“狼人杀”之类游戏的文学翻版。这样的小说由于让所有矛盾集中爆发于某个具体的环境中，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舞台感，更适于表达情绪，能够展现的生活世界相对有限。只不过在中长篇小说里，由于作家可以有足够的篇幅从容叙述人物的背景、经历，完整呈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解释其行为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缓解“狼人杀”结构所带来的那种逼仄感。不过在篇幅更短一些的小说创作中，以“狼人杀”来串联整篇作品则会给叙述带来比较大的麻烦。在“狼人杀”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要根据抽取的纸牌确定预言师、狼人、女巫以及村民等角色，并据此选择自己推理、辩白过程中的言辞和策略。因此，游戏中的人物只是固定的角色，其行为由身份所规定，并不具备个性化特征。以这种方式塑造人物，很容易使人物变得呆板、单薄。
好在，章雨恬就像文章开头处那位家居设计师那样，找到了一种设置镜像、拓展空间的应对方式。在《最后的夜晚》中，作家将主人公于颖参加“狼人杀”聚会的故事切分为五个部分（以数字排序），在各部分之间插入四段关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情感与生平经历的文字（以字母排序），并将伯格曼《犹在镜中》里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放在小说开头。关于伯格曼的部分看似与于颖的故事毫无联系，唯一将它们关联在一起的线索，或许是于颖在读电影学硕士时研究过新浪潮“圣三位一体”电影大师（即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的空间叙事。因此，有关瑞典导演的文字有可能是于颖阅读伯格曼自传的学习心得。在这些叙述伯格曼的段落最后，小说专门指出，“听到这番话有何感想，英格玛·伯格曼没有在自传中提及。他终其一生兢兢业业扮演的假面游戏，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判断上”。也就是说，虽然《最后的夜晚》花了很多篇幅叙述伯格曼一生与父母之间颇为复杂的内心纠葛，以及他将电影作为毕生事业的心理根源，但小说真正试图呈现的，是伯格曼错认生活并逐渐认识真相的过程。
考虑到伯格曼的一段文字是小说《最后的夜晚》的题记，那么有关瑞典电影大师的段落显然构成了对作品主体部分的解释。在于颖的故事里，女主人公硕士毕业后来到杭州，考取了当地与电影毫无关系的公务员，从事枯燥乏味的公文写作，如果不出意外，她的生活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愉快、舒适却有些普通、乏味。然而，正如伯格曼通过电影这种造梦的艺术形式逐渐认识了自己一样，于颖也在一次又一次参加“狼人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小说写道：“我（于颖）并不是表面上那副样子，体内具有某种‘亟待唤醒的野性。但有谁是表面上那副样子呢？我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扮演角色，试图将自己伪装成与真实身份毫不相干的人，我们审判别人，也被别人审判。总有一个夜晚，我们都会抽到狼人卡牌，化身为那个看不见的凶手。”显然，作家通过在正文中穿插四段有关伯格曼的文字，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于颖参加一系列“狼人杀”聚会的线索。在小说的结尾，于颖的生活溢出了那条一眼望到头的轨道，她那长期压抑的激情突然爆发，与聚会中一位长相帅气的男青年发生了一夜情。这让她重新认识了自我，并选择与此前的生活决裂，既离开“狼人杀”聚会的小团体，也与男友胡嘉阳分手。
可以说，正是穿插四段有关伯格曼的文字，使得“狼人杀”聚会那种散漫、逼仄的格局，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整饬感和更加开阔的气象。不过，如果止步于此，一方面，小说的意义会变得十分确凿，缺乏玩味和揣摩的空间；另一方面，作品结构也会因为于颖与伯格曼之间的对位而显得过于工整。毕竟，生活永远是阔大、浩瀚、绝无际涯的，清晰的结构固然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对生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其实是以剔除生活的复杂性为代价的。小说《最后的夜晚》的有趣之处，是作家设置了一些意外、偶然和巧合，用来源于生活自身的枝蔓来中和形式所带来的整饬感。一个例子是，于颖第一次在“狼人杀”聚会上遇到文野时，两个人的生活仿佛仅仅因为桌面纸牌游戏才产生了交集；直到小说结尾两人发生关系前，作家才指出他们其实早在大学校园里就认识，当时文野在戏剧社曾力主将于颖创作的剧本作为毕业大戏的脚本。另一个例子是，玩“狼人杀”技术最好的卡朋曾在游戏中宣称“我杀过人”，这当然会被大家视为一句戏言。但很快，电视上就传出卡朋杀死父亲后分尸的新闻。这些偶然与巧合，仿佛是在小说空间中竖起了第二面镜子。如果说伯格曼那面镜子的出现，让小说有了形式感和确凿的意义，那么第二面镜子的出现，则干扰了读者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使生活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意味。因为偶然与巧合在不停地向我们暗示，生活的表象之下，有可能存在着数不清的暗线，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简单。这种不确定性，既为小说《最后的夜晚》增加了神秘的气氛，也向读者暗示，小说所描写的其实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加幽邃的领域等待着人们的探索。
从小说《最后的夜晚》来看，章雨恬虽然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但已经展现出非常出众的写作才能。年轻从某个角度上看，意味着生活经历有限，使作品可能无法去表现生活的广阔。但章雨恬并没有被这一点束缚，而是出色地运用多种形式技巧，成功地绕开了生活表象的藩篱，开掘生活的幽暗面向，并向着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进军。相信伴随着写作经验的增长，接受生活的历练，章雨恬能够写出更加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