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多家互联网企业裁员事件接连刷屏，在公司工作数年的中年员工因种种原因被不体面地劝退。尽管具体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仍有可斟酌之处，但是，资本确实展示出冷酷而不近人情的一面。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中年人的生存状况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年人曾被认为是职场中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但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这个群体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更痛苦的是，再就业之路同样充满荆棘，“从头再来”困难重重。在这个日益互联网化的社会中，留给中年求职者的机会非常有限，公司更倾向于招聘更年轻、更廉价的员工。尤其是一些曾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年人，即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也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应的岗位。而一些人也已经做好准备，与职业生涯说再见了。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建立职业用工制度以来，“毕业后工作、60岁退休”成为一种得到公众认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国，一些男性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了）。一般认为，人类20——65岁的这段时间，是有劳动能力、可以自主创造财富的时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职业生活被认为是人生命历程的主要意义，没有之一。而职业身份，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里，他（她）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为工作而准备的。而有些人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更是将工作贯彻终生。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定义了你。
然而，当我们步入全面网络化的21世纪，突然发现人类的工作模式出现了变化。以下的一些现象，持续地动摇着我们对职场价值的信仰：
1.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人口爆炸是一个原因，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业市场。另一个原因是自动化与智能化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以超市为例，随着智能支付系统的普及，超市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2.知识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于网络媒介与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作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一批知识结构老化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就业机会。尤其是很多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没办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本领恐慌”。
3.高强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渐成为常态，职业劳动者被驯化为企业战士。“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就被压榨到极致”，这形成了当下青年就业的两难境地。残酷的用工模式，导致劳动者为了适应高强度的竞争环境，逐渐牺牲个人生活。
4.结构性的失业。在一些节奏较快的企业里，中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无关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对于大龄劳动者的一种恶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崇尚效率，就会淘汰落后产能。而大量劳动者由于薪金较高、精力减退、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认为是“落后产能”（哪怕他们曾经以“996”效忠公司），从而遭遇裁员。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变成了“青春饭”。这种“中年危机”，慢慢从焦虑变成现实。
这些现象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闻图景：劳动者起早贪黑，风雨兼程，又总是身不由己，甚至事与愿违。如2019年夏天那首红遍全国的摇滚唱的，“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堕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各处飘散、枯萎，这似乎是职场江湖的写照。
有人将失败归结于个体的不努力，但这难免有点简单化。遭遇职场困境的，不乏非常优秀的人，包括“985”的硕士、博士，还有曾经有过辉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其中还有一些人以极端的方式抗争，并成为新闻头条，比如不久前在美国纵身一跃的曾为浙大学霸的华裔脸书员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让他平稳度过中年的劫难。当此类事件具备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它指向的是，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自我定位？
二、
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荒芜的后工业时代。
建立于18、19世纪的工业体系社会逐渐走完了半场，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已经成为过去。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提出，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机团结”，让职业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行业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比如同事、同行等，并构成当下社会的行业共识。但是，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化，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不仅仅是工厂，不少依据“有机团结”而缔造的大型企业，也在悄悄转变经营方式，放弃产业中“重”的部分。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被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入口。
这种后工业时代，尽管很环保、很便利、很“轻”，甚至创造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但是也隐藏着极高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曾经预言这种工作体制的风险性，因此他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日益凸显。这个社会正在变得高度不确定，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学术讨论中，风险尽管经常被用在健康、环保等议题之中，但不可否认，失业的风险同样是现代人最焦虑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不确定的工作状态，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竞争，令职场成为高风险区。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减少这种职场风险。
而新经济是否能规避这种风险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网红通过网络表演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网络写手、UP主、主播依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财富变现极其困难，这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劳动无法变现。这与工业时代按劳分配的计件工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很多中年人羡慕青年们在网络世界赚钱的方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工作统统都是“干不到40岁”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网红，其持续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都值得追问。当这帮青年步入中年后，恐怕也将遭遇转型的痛苦。
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悬空的状态。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在几年前，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进入网约车行业，成为网约车司机。但是，一旦平台出现变化，比如利益分成的改变，有可能会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网约车不是长远之计”，很多师傅都曾经跟我说过。但是，什么才是长远之计呢？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面对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且不论尊严、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败的风险一直高维存在，这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摧毁性的。后工业时代对人们来说是友善的吗？
“边走边瞧”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对策。长期规划似乎变得无用，职业理想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暂地闪耀。大量的人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风口”的到来，期待以博短线的方式获益。
三、
英国学者居伊·斯坦丁曾经使用“不稳定无产者”（台湾地区翻译为“飘零族”）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与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利，陷入“弃民”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将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堆积于系统边缘的飘零族越来越多，这些曾经是社会“不可见”的人，在最近频繁出现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他们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产中年人，也可能是“佛”“宅”“废”的惧怕竞争的青年。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职场之外。从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到东京的“为了1500日元而战”运动，再到纽约的“地铁逃票者”运动，抗争者的脸谱往往就是处于尴尬地位的飘零族。以日本底层运动为例，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被战争与资本杀死”。呼唤职业的尊严与生存的机会，是飘零族的内在诉求。
在后工业时代，飘零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他们未必一定是贫困者，或者也赚到了一定的快钱，但是这种悬着飘着的状态，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们的恐惧。这种后工业时代之痛，一直在异化着当代劳动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没有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认为是弃民的同时，有着浓厚的反社会情绪。
当现代性大工厂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原子性的生存状态未必能令人变得更自由，反而让人遭遇不安与困顿。社会学家项飚提出“工作洞”理论时，恐怕很多人忽视了它的两面性：工作洞是一种折磨，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宿、一种自我承认。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对人而言，是一种“锚”一样的存在，它确定了人最终的走向。
飘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认为是“新危险阶层”，是因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他们，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情绪，从而变成愤怒的抗争者。人们本来认为“后现代”生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彼岸世界，但是，谁也料不到前方竟然是民粹主义与愤怒的浪潮。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城市，飘零族越容易成为失去希望的“末人”，他们成为繁华都市最极端的破坏者。在抗议运动中，他们破坏城市、破坏家园，用最原始的暴力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人类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他们的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程序化劳动的人，其未来何去何从？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